1943年7月至12月（第10/20页）

去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演奏会，然后回家练钢琴。颇有音乐细胞的厨子玛莎，坚持要把她最喜欢的“淘气两兄弟”小调全部唱一遍。玛莉亚·格斯多夫和父亲都出门了，又有空袭。我收拾了一个小包，但情势很快平息下来，我们留在屋里。

11月16日，星期二

值夜班。隔天总是全身难受——像是肌肉的宿醉。在办公室洗了个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热水的地方），过半个钟头回家。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档案都被调去劳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馆了。

每个人一听说那边的老板被革职后都目瞪口呆。盖世太保收到他写给住在鲁尔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袭即将开始。结果他前妻的现任丈夫竟去告密。一群贼！

今晚与亚当·特罗特、哈塞尔夫妇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家晚餐。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惧俄军入侵，令我失望。我总觉得这样一位音乐天才应该更有“格调”些。

亚当·特罗特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次晚餐：“开车送蜜丝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惊异……她仿佛具有传奇动物的特质，永远让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翱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当然，其实这有点悲哀，也近乎神秘……”

11月17日，星期三

办公室全体职员奉命集合，与暂时调来劳赫街的新上司见面。他是一位姓布特纳的年轻人，刚刚从战场上回来，额头上还有道刀伤，走路一跛一跛的；发表了一段关于前线士兵英勇事迹及对我们大后方民众期望的演说。

晚上我带亚当·特罗特去霍斯特曼夫妇家。他们已搬回城内的小公寓，那栋公寓其实只有三个房间，不过仍然布置得十分雅致，而且他们仍和以前一样好客。

然后去罗玛莉·舍恩贝格家过夜，因为发生空袭，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远了。罗玛莉麻烦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结果把一本“最高机密”的美国书《希特勒的女人、枪与土匪帮》忘在洗手间里。更糟的是，书上还盖有外交部的官印。她不敢承认，正拼命设法找回那本书，同时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踪。甚至还打电话给一个她才见过两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尔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藏匿处工作。结果那人回电时她又不在，我只好假装一问三不知。

11月18日，星期四

我现在已渐渐习惯不吃午餐。我们的餐厅简直可怕透了，以他们所谓的“午餐”，拐骗我们一大堆粮票。

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载我到城里办事。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家人都一直写信感谢他收容我们。现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亲之外，没人知道我们已经搬回柏林了。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外国报纸和杂志上，它们摆在夏洛特街旧办公室的档案间里，我经常找各种借口回去。

晚上在家里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妇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听见一阵猛烈炮击。因为家里没有地窖，只好躲进半地下室、窗口面对小花园的厨房，坐在里面长达两个小时。附近发生几起火灾，变得相当吵闹。后来听说几百架飞机飞抵柏林市郊，但只有大约50架通过高射炮网。

哈里斯空军元帅欲“炸得德国人跪倒在地”的行动，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轰炸目标为名的大规模空战。第一次是“鲁尔空战”，发生在1943年春天，结果摧毁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兰克福等城市。接着是7月及8月的“汉堡空战”。到了1943年秋天，哈里斯的轰炸机群已准备好对付最主要的目标：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不知情的蜜丝在此描述了后来著名的“柏林空战”的序幕。

11月19日，星期五

与瑞典公使馆的路格·冯·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内一起晚餐。他们刚把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公寓装潢好，摆满了丹麦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实这么做有欠考虑。我迟到了，因为电车现在时有时无。晚餐吃蚝——难得的享受！

11月21日，星期日

和父亲一起去靠近滕珀尔霍夫机场的俄国大教堂望弥撒。圣诗唱得美极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与她一位负重伤的年轻军官朋友，托尼·绍尔马也去了，两人都觉得很棒；不过托尼有点儿分心，因为他忙着看俄国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里哺乳。她们都来自俄国的德国占领区，现在数目不断增加。有些人在农场上做工，有些人在军需品工厂里做事。星期日的教堂是她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我猜想思乡情绪远大于宗教热忱。罗玛莉看到一位她在维也纳认识的俄国钢琴家欧古兹，便邀请他去波茨坦。我们开了两辆车；托尼因为是负伤军官，也配了汽车。几杯白兰地下肚后，欧古兹弹琴给我们听——大部分都是俄国乐曲。他钢琴弹得很好，人却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