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1/20页）

快到午夜时，我终于说服托尼和罗玛莉该回家了。天气很坏，托尼迷路，错过了万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往错的方向开了一阵子之后才发觉不对，才一调头就爆了一个轮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他开始换轮胎，罗玛莉和我则下车求助。等了好久，一辆大车从相反方向开过来，我们招手要它停车，结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党卫军司机跳了出来，同意给我们一点汽油。分油时我们钻进他们车里去听收音机。那位便衣问我们是不是女演员，来自哪一个国家，我们很狡猾地反问汽油应该还给谁。他说不必还了，还说他们刚从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来，却不肯泄露身份。

这时德国为了补充在东线上的重大人力损失，以及将更多少数人种派上前线，开始从各欧洲占领地区吸收上百万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国，在农业界、矿业界及工业界工作，重建被炸毁的工厂、铁路及营造海岸防御工事等。这批人潮到1944年高达760万人，形成四分之一的总劳工人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苏联，有些是战俘（否则便得面对在集中营里饿死的命运），有些是来自占领区的平民，称为“奥斯特”（Osts）。

11月22日，星期一

经过昨晚的历险，我累坏了，决定今晚7点就上床。没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为开了一个无聊的会议。外面倾盆大雨。

今天是乔吉的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坏。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离开办公室去取一份开会需要的文件。新老板布特纳对这类会议有狂热的劲头，几乎每天都开；可能只是想“检阅麾下兵团”。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在路上被淋得浑身湿透，开会也迟到了。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我正奔下楼梯想回家，门房拦住我，说出那几个可怕的字：“15级空袭！”意味着大批敌机正朝这边飞过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楼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较远的同事最好留在办公室，否则可能会被困在路上。等我打算离开时，警报已响，外面雨势还很大。因为知道巴士一定马上就得停驶，我决定走路回家，然后在路上把我刚写给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进转角的邮筒里。

街上挤满了人。很多人只是站在外面，因为雨势的关系，能见度很差，大家都认为空袭的时间不会很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回家后，玛莉亚·格斯多夫告诉我，她丈夫海因茨刚从柏林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家，警告她敌机数目比平常多出很多，这次空袭可能会很严重，然后说他会在办公室过夜。我因为没时间吃午餐，饿坏了。玛莉亚叫厨子老玛莎热点汤，我则上楼换上毛衣及长裤。同时一如往常，收拾了一个小提箱。父亲在他房间里替两个年轻人上语文课，吩咐我别去打扰他们。

我刚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开火了，而且立刻变得非常剧烈。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出现了，我们都奔到厨房后面、平常躲空袭的那间半地下室里。才刚挤进去，便听到第一批飞来的敌机。他们飞得很低；这时高射炮的炮声突然被另外一种声音淹没——高爆弹！起先很远，后来愈传愈近，到最后仿佛就落在我们头顶上似的。每爆炸一声，整栋房子就摇晃一阵。空气压缩力可怕极了，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地毯式轰炸”——盟军称之为“饱和轰炸”。有一刹那，一阵碎玻璃如雨点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门的铰链同时断裂，一齐朝室内飞来。我们把门压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门固定住。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却不敢出去拿。这时一串火星嘶嘶作响落在地下室入口处，几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扑灭了。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存灭火的水，赶紧把厨房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压下去几分钟，但马上又开始了……这次飞机不像往常一波一波来袭，而是不断密集地从头顶上飞过，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正在一团乱的当儿，厨子把我的汤端来了。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吃的话，一定会吐；我甚至无法安静坐着，每传来一阵爆炸声，都吓得我跳起来。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从头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乐椅上。后来有一声爆炸声特别响，我又跳起来，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坐好！万一天花板坍了，距离你才会远些……”可是爆炸声接连不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轰炸最密集的时候，我干脆站在他后面，紧抓着他两个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锅粥！——他的两个学生瑟缩在墙角里；玛莉亚紧贴着墙壁，面色凄惶地为丈夫祈祷。她不断叫我离家具远一点，怕我会被家具的碎片击中。炸弹如雨点般不停掉下来，隔壁一栋房子突然倒塌，父亲用俄文呢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末日真的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外面慢慢安静下来，父亲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然后，轰炸又开始……直到晚上9：30，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嗡嗡声才消失。这次来袭的飞机少说也有几百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