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3/20页）

我一直不能想象办公室也会被炸毁，可是当我走到转角时，却看见门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处正烧得不亦乐乎。施特伦佩尔（外交部的高官）和罗马尼亚参事维勒努就站在外面，旁边围了一群维勒努肤色黝黑的同胞。他一看见我便伸出双手抱住我颈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毁了！双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毁了！我要带我那一小群属下去乡下，去布科！”——现在所有外国使馆在城外都设有紧急疏散处。果不其然，街尾的罗马尼亚使馆，还有芬兰使馆，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烟的瓦砾堆。我问施特伦佩尔该怎么办，他咆哮道：“难道你们没有紧急命令吗？”“当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级要我们不可惊惶，并到东西横贯线上的胜利纪念柱旁集合，然后就会有卡车来接我们出城！”他很气愤地耸耸肩，转过身背对着我。我决定回家。

这时极目所见尽是连绵不断的一排排已烧毁或仍在燃烧的建筑，我开始感到惊慌。这整个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我开始奔跑，一直跑回吕措大街，结果有一栋建筑就在我经过的那一刹那倒塌。一位救火员口齿不清地对我和旁边一群人大叫；我们全往地上一扑，我用双臂抱住头。等另一面墙坍倒的轰隆声静下来后，大家身上已覆满了灰泥和尘土。我抬起头来，竟然看见C.-K.伯爵脏兮兮的脸搁在对面一滩污水上方。虽然过去四年来，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开这位仁兄（他特别喜欢漂亮女孩，有时行为不太检点），但我心想这是民胞物与的非常时刻，便努力挤出一个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说：“哈啰！”他极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问道：“我认识你吗？”我决定这不是正式自我介绍的时候，便爬起来快步离开。

回家后发现厨房里还有热汤，父亲把我的护目镜拿去，换他出去勘察情势。接着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打电话来，说他下午3点会过来接我。我告诉他该走哪一条街，免得受困。玛莉亚的妹妹，舒伦堡伯爵夫人（她嫁给舒伦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骑自行车过来；她住在柏林城另一头，那区显然只受到轻微损害。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里一次空袭震碎的窗户修好——尽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毁，他们却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质损失，是每月配给的哈尔茨奶酪；是我昨天才买的，因为它闻起来和看起来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棂上，结果今早不翼而飞，可能因为爆炸后空气压缩，飞到某邻居屋顶上了。

等父亲回家后，我接过护目镜，走到库达姆路上的另一个办公室。街角上的前波兰领事馆，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曾在里面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栋建筑，正燃烧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馆却仿佛毫发未伤。我很快冲过前者，奔入后者的大门，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脸的人。亚当·特罗特和莱波尔特坐在楼梯上，两人的脸都被烟熏黑了。他俩在那儿待了一整夜，因为空袭开始时他们还在工作。我们部门似乎毫无动静，大家决定约好明天早上11点在同一地点见面。

下午3点，戈特弗里德准时开车抵达，帮我将行李，加上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全堆到后座。戈特弗里德解释说，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挤满了其他由于轰炸而无家可归的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打地铺。搬去住的人除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外，还有埃森夫妇；他们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达时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狈。

空袭开始时，路格·埃森正在我们办公室附近他的办公室里工作；赫米内在家里（她有身孕，即将临盆）。他打电话叫她赶快赶去公使馆，因为楼下几位瑞典工人刚建好一个极牢固的钢筋水泥掩蔽壕，墙壁厚达2.5米。直到昨夜，各大使馆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损害，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也适用在轰炸上！赫米内安全抵达掩蔽壕；警报解除后，他们走出来，却发现整座公使馆烧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忙着救出最宝贵的资料，然后跳进车里开回家。后来发现家也没救了，只好跳回车内，驶过燃烧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麦夫妇在波茨坦的家。

接到路格之后，我们将车开往仍在冒烟的瑞典公使馆，去取出他残存的财物。路格进去后，戈特弗里德和我下车重新安排行李，这时突然看见裹着一件昂贵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们走来，头发乱糟糟，脸上妆也花了。她走到我们面前，啜泣地说：“我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应载她去乡间的西班牙朋友，我们告诉她西班牙大使馆也被炸毁了，她听了一言不发便掉头朝蒂尔加滕区踉跄走去，大衣背后一大块毛皮已经被扯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