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15/25页)

我回格斯多夫家,看见玛莉亚和科尔夫男爵。玛莉亚帮我煮了几个蛋,这时,父亲突然走进来;他来柏林参加俄国复活节庆典。我打电话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他告诉我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住在腓特烈街火车站附近的中央旅馆。现在很难找到旅馆房间,显然是靠海尔多夫伯爵的关系,我打电话请她也替我订一间房。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陪玛莉亚。然后走路穿过蒂尔加滕区去旅馆,蒂尔加滕现在一片荒凉,整体来说,柏林的破败景象令人沮丧,触目惊心。

我经过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布里斯托尔旅馆,乍看之下,它损坏的情况并不严重,旅馆正面,包括阳台,都没倒,可是后面便一塌糊涂:电话机、浴室瓷砖、水晶吊灯、地毯碎片、碎镜子、破雕像,散得满地都是。

到了中央旅馆,接待员对我毕恭毕敬,而且立刻就给我一个房间。我点了晚餐,然后跳上床睡了个午觉。两个小时后,罗玛莉、托尼·绍尔马,以及戈特弗里德的外甥女亚历山德拉·冯·布雷多与基克·施图姆和另外一位朋友出现,我们一起喝白兰地,聊到午夜。

西格丽德·格尔茨虽然想尽办法藏匿她的犹太母亲,她的律师朗本博士(他亦受到怀疑,现在已正式下狱)也非常能干,但她母亲还是遭到了逮捕,而且这次不可能再放出来。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为她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起两年前和她及罗玛莉待在伦多夫家厨房里的那次难忘的聚会,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些可怕的反犹太迫害活动。那时不知谁送我一瓶饭后甜酒“本尼狄克丁”,我们用啤酒杯喝,一边吃所谓的晚餐——干香肠。那是我唯一喝醉的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仍在伦多夫家,罗玛莉则在客厅里替自己铺了张床。

卡尔·朗本博士一直和以前大使冯·哈塞尔及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兹博士为中心的反纳粹团体走得很近。同时他借偶尔必须赴瑞士出差的机会,充当与盟军集团接触的联络人。不过他同时也和希姆莱接触,因为波皮兹希望能说服后者反叛希特勒。朗本于1943年9月被捕,遭到残忍的酷刑,最后被处决。

柏林 4月16日,星期日

我空着肚子赶去教堂领受圣餐,却败兴而归。那儿挤了一大堆人,多为来自苏联的难民和被递解出境的人,我连教堂大门都摸不着。然后又有个粗鲁的家伙挤进我正在使用的电话亭,想把我推出去,我跟他打了一架,终于打成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然后返回旅馆。不久,托尼·绍尔马便开车来载我们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现在大家都走职员入口,因为前门还没装回去,不过旅馆里却已有50个房间可以住人了!我们很快便找到一张桌子,吃了一顿难得的大餐,包括黄油烧萝卜和极美味的炸鹿肉排(不用配给)。先喝鸡尾酒,接着试了几种葡萄酒,再喝香槟,最后以托尼自备的一瓶白兰地结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饱餐一顿了。

我们用纸巾把一部分餐点包起来,带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和父亲也在。戈特弗里德情绪低落,因为瑞士方面不准他再去。以前他经常去那里,因为他和老国王是好朋友,两个人都热爱网球。是不是英国人从中作梗呢?

我们在玛莉亚家待了一整个下午,然后托尼先离开,我独自返回旅馆。因为星期一早晨就得赶回克鲁曼修柏,绝不能错过火车。

克鲁曼修柏 4月18日,星期二

搬出珍妮特的小木屋,迁入我的新房间。距离办公室步行需半小时,因此好处很多。这个房间阳台很大,景观极美。

我在村子里撞见贝茨夫妇,坦白招认自己回柏林过周末,其实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不见了。

然后,罗玛莉拖着一个巨大的皮箱出现。我们俩合力把皮箱拖上山。这里优美的环境令她惊喜,不过她仍坚持只打算暂时停留。

4月22日,星期六

我开始了解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共事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们俩又是这么好的朋友。

4月24日,星期一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长谈,因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调来克鲁曼修柏,一个人在生闷气。我很难跟她坦白,其实是因为她行事鲁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许多比她涉及即将发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当然不自知)。吃晚餐时,我们又长谈了一阵,气氛总算好转了些。

明天将回柏林两周。

柏林 4月25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送我去车站,帮我抬行李。火车开抵格尔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还有座位。但一到格尔利茨,我们这节车厢不知为何缘故,必须被解开,乘客因此得离开车厢另找座位。从那里开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