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16/25页）

再度见到亚历克斯·韦特和亚当·特罗特，非常开心，仿佛旧日时光又回来了似的。和他们聊了很久，才去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每个人都正在气头上，因为上面把他们调到隔壁一栋房屋里工作，那儿设备极端简陋，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所以他们决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尔斯巴德旅馆。亚当带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后载我去搭高架火车。

回波茨坦时，时间已晚，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路格·埃森和让—乔治·霍约斯却在等我吃晚餐。梅勒妮去乡下住了。希特勒的口译官，保罗·施密特大使刚出了车祸，头部两处骨头断裂。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康复，因为他是个正派的好人。同时胡贝上将因为搭乘的座机发生空难已身亡，他刚获颁钻石橡叶十字勋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发行一本新杂志，我仍在为版面设计挣扎。

晚上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在一起。现在我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间极少，但他们总是对我这么好！他们把楼下整理得挺像样，客人可以坐在那里，只不过还是很冷。房子前面的小广场景观亦改善不少，废墟里的桃树和风信子现在都开花了，像个小绿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见海尔多夫伯爵。有一位粗鲁的军官想阻止我，但还是被我挤进去了。他一如往常，对我彬彬有礼，我实在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不过我一直相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的判断力，决定喜欢这个人。后来，他开车送我去阿德隆旅馆，我坐在驾驶座旁边，后座还坐了两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为全柏林的警界就属这三个人官阶最高。

和图图·施图姆一起午餐。阿德隆旅馆就像《创世记》里的巴别塔，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便来此聚集。现在鸡尾酒会已成违法活动，以前我在宴会派对里认识、至今仍幸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会来这里晃一下。像是今天，我就碰见弗朗茨—埃贡·菲尔斯滕贝格、海尔格·内林、莱莉·霍斯特曼、弗里茨·舒伦堡（他曾经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过柏林警署副局长）、洛伦兹姐妹、卡尔·扎尔姆，等等。那种“最后据点”的气氛有点怪异。

午餐后去瑞士公使馆找珀西·弗雷；偶尔能站在中立国的土地上感觉真好。然后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艺术家利奥·马利诺夫斯基。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区，这个季节很美，番红花和杏花到处绽放。

坐在利奥的小公寓里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长却迷人的母亲一起住；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气氛。利奥的情绪极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来替戈培尔的《帝国周刊》做事，戈培尔也常去我们办公室，最近在狱中自杀。利奥怀疑他是被迫的。碰到这种时候，艺术家最难熬。年轻的若没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全躲了起来。不消说，他们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论如何，都很难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来一整天视线都有点模糊。现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机会便尽量喝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资。我几乎已经戒烟了。

然后我直接回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个人在家。他真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对象，永远这么善体人意。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欢的人包围，他就会变得像匹紧张兮兮的马，动不动就受惊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开车载我进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调回斯德哥尔摩，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风巨浪里的一块磐石，烟斗永远不离嘴。他的同事现在开始轮流替他开饯行派对，他每天凌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办公室后，发现每个人都显得很焦躁——“空袭警报15级！”意味着极严重的空袭即将开始。怪的是，直到下午2点都毫无动静。西克斯博士和亚历克斯·韦特提议我陪他们去外国新闻司的俱乐部午餐，谈公事。俱乐部位于郊区，本来位于城中心的那栋神气建筑已经被炸毁了。我们开车经过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区域。到了以后，巧遇亚当·特罗特和两位朋友也要进去午餐。我们的桌子在房间正中央，周围坐满德国报界人士和外交部职员。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权大使也在那儿；他跟西克斯处得不好（谁又跟他处得来呢？）。为了故意气西克斯，施密特走过来跟我握手，还刻意大声地对我耳语说：“别告诉他，我们在克鲁曼修柏怎么讲他！”

多亏有亚历克斯·韦特在场，午餐吃得还算融洽。我们讨论了克鲁曼修柏的人事问题，有些女职员调去那里之后变得焦躁不安。西克斯现在似乎很习惯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只问我来干什么，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不过问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