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明哲导师：指导、建议、 忠告、教导与打开机会之门（第14/19页）

“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良师教导系统有三个部分：甄选（selection）、良师教导（mentoring）及培育（grooming）。三者相辅相成，如有一环较弱将使整个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

为什么恰克·郝耐尔称赞“良师教导系统”有如此高的效率？事实证明它是有效的。的确，这个系统已培养了大约 21 位四星上将，包括几位参谋长及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些“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毕业生”——一些人如此称呼他们，在同时或不同时间，任职美国空军所有主要的司令部，也就是四星司令，包含战略空军司令、空军培训和训练司令（AETC）和空军装备部司令（AFMC）、空军机动司令（AMC），以及三个战术空军部队（TAF）——战术空军司令部，美国驻欧洲空军（USAFE）和太平洋空军（PACAF），这些司令几乎占整个美国空军人力的 22%。但也不要误解，的确战术空军司令部是一个庞大而且遍及各地的组织，包含 105 个工作站、18 万名人员、4500 架飞机（是美国民航机总数的两倍多）。

根据郝耐尔将军一再谈及的比尔·克里奇的教导，“在你组织方式上至关重要的是‘分权化’，以确保最大的弹性、反应和归属感”。这正是克里奇在战术空军司令部担任司令时所做的。他大规模的组织再造不只是大大的成功，且在生产力方面产生了 80% 的改进，从延长服役期限到作战能力都有大幅的改进，但这与空军曾一直采用的麦克纳马拉多年来强调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方式相抵触。大卫·琼斯将军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尔·克里奇这样解释：“虽然琼斯将军升到战略空军司令部，但与我一样，他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所困扰。在 1978 年 5 月 1 日，当我被选去指挥战术空军司令部时，我告诉他，我将放弃以往的中央集权方式并且重新开始。他的回答是：‘去做吧！’之后，在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和联席会议主席的 8 年时光中，当华盛顿的官僚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吓呆了，并想要大力干涉我时，琼斯为我提供了一个高层保护罩。但琼斯的典型方式是，让我单独去和大多数的挑战作战，实在有太多的战斗了。他以前的良师教导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的武器和防护。”

同理，在转换的过程中，有教育意义的片段可从沃尔特·J. 博伊恩（Walter J. Boyne）所著的《在狂热的天空之外：美国空军 1947—1997 年的历史》（Beyond the Wild Blue: A History of the U.S. Air Force 1947—1997）中一见端倪。其出版日期正巧遇上空军独立 50 周年纪念（不久之后以这本书为基础，在电视上的历史频道有个 4 小时的迷你剧）。博伊思在华盛顿服务多年，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任馆长一职，写了 15 本有关航空的书籍。

博伊思说明了他的研究透露了些什么：“一个人只看到庞大冰冷的官僚制度充斥世界，就会了解要去逆转这个呆板的行为和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控制是多么的难。很不寻常的是某个转变发生了……通常我们可以指出某一个人主导了这个方向的改变。空军的改变也是这样。经过深度访谈出现在这些过程中的四星将军们的确认……他们都能坦承、直接地谈论他们在空军中的生涯及评估其他人的贡献。每一个人相当自主地且通常在不同背景下指出，空军管理方式的转变，让空军效能、效率和生活品质得到提升，应归功于一人：那就是比尔·克里奇。琼斯和李梅将军的贡献是属于同一级的，是在他长期空军经验中最具影响力的人。”

著名的管理专家汤姆·彼得（Tom Peters），在他深入的研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蜕变”后说：“比尔·克里奇的领导恐怕是我们在这个世纪所见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大革命。”

这种新的风格最终推广至整个空军，新的管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取得了显著成功，和“战术空军司令部毕业生”将这个新的管理方法应用到别的地方一样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新管理方法的效率胜于旧的方法。但这并不是恰克·郝耐尔对于这个改变时期导致空军在海湾战争的成功并给予高度肯定评价的全部。在同一时期，战术空军司令部也发展了许多新的作战战术：把大规模的攻击转变成精确制导武器的攻击；部署了一系列新的作战系统，包括 A-10、F-15s、F-16s、F-117 隐形战饥和 F-15E 夜战战机；用来攻击地对空导弹阵地和停放在掩体中的飞机的新的改良型弹药；还有精确雷达的载具，如机载空中警报控制系统（AWACS）用于空中战斗、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oint Stars）用于地面战斗。这些系统为战场指挥人员提供了大量改进过的战场状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