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3/14页）

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在东北，维护中央控制的策略显得很笨拙。在共产党积极反对下（它还联合起了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产。20世纪30年代，日本早早占领了该地区，而中央政府一开始对日本的侵占持默认态度，当地人的地方主义情感因此得到加强。这种情感在西安事变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似乎是真诚的。但是随着当地人对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员行为的不满，地方主义很快再度抬头。像苏联人一样，“南方人”很快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贪婪，以及国民党军队松弛的纪律——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给当地人民一个印象：他们又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处于屈从地位。“沈阳只尊重财富和权力，”一位通讯记者写道，“还有就是军人特别有影响力。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属于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还不如满洲国时代。”[100]

这种不满被愤怒地表达出来，其中措辞最严厉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引用过的对7月5日北平学生难民事件的评论，作者周鲸文：

政府也许不喜欢地方势力，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地方人民。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憎恨东北的地方势力，不惜用外国人来消灭它，毫不珍惜这块土地，并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敌人。今天依然如此，东北的力量已被南京政府破坏。爱国的张学良将军已被囚禁十一年，而今，这曾被南京政府牺牲给日本人的满洲主权，又被送给了苏联……

谈到政府任用外地的行政官员，一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这是“东北问题”的起因。“我的观点与当地的乡亲们不同，”他写道，“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一个好人不管他来自哪里都是好人。”[101]不幸的是，这两点在政府那里都落了空。

东北问题的前世今生都与张学良这个人物有关。少帅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关键人物，扣留蒋的原因是他不情愿抗日。蒋屈从了少帅和他的军队提出的要求，但是在事变后不久马上将他软禁。1947年初，张学良被送到台湾，处于更严密的禁闭之下。而当初人们普遍认为他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释放。[102]张的继续被禁闭，在东北激起了广泛的愤恨。这在政治上不能说没有一定意义。1948年3月，一份报道声称中央政府领袖在战后东北有两件事情出现重大失策。首先，他们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在东北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并因此受到尊崇。第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14年的地下运动所积累起来的实力。[103]

对于第一个失策，政府坚称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统一，任何当地势力对某独立人物的效忠，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允许存在。批评家反驳，只有张学良才能动员东北人民反对共产党，中央政府肯定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政府军依旧纪律不佳，装备不良，无力对抗受地方势力支持正在迅速成长的共产党军队，既不被当地人民信任，也不信任他们。[104]

对于第二个失策，政府遭到批评是因为他完全信任了日本和傀儡“满洲国”政府的保证，即：他们已经歼灭了东北所有的共产党武装。这些武装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严酷的镇压。但是有几千人据说存活了下来，使他们的组织得以保全。他们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以下机会：有好几个月，苏联军队占领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农村兵力空虚。甚至在杜聿明将军和中国军队接管东北的时候，他们依然错误地以为当地共产党基地已被扫平。

除了这两个失策外，可能还能加上第三个：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因此政府没有采取一般的结交一方打击一方的战略，而是同时对付地方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反让它们两者结了盟。东北碰巧成为共产党获胜策略中重要的一环。上面的例子再清楚没有地说明，政府刻意对大众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吃足了苦头。

这还只是国民党自由派批评家所描述的东北崩溃的其中一个要素。他们批评军事当局错误的排兵布阵和对只言片语的情报听风就是雨。他们批评军队在几个重要据点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战略价值时，还要守卫它们，使得兵力变得分散并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一场反击战？为什么它不往东北派遣更多的军队？为什么不将大众武装起来形成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些是1947年到1948年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杜聿明将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被批评为无能。不停有流言传出他和熊式辉——蒋介石负责监督行政管理的东北行辕主任——关系不睦，无法很好地共事。据说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间存有龃龉，无法合作，正是反映了这样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