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2/14页)

同样,德克·博迪描写了2000名中学生难民在1948年6月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的遭遇。在北京落脚后,学生们——很多人只有十二三岁——除了每天由社会福利局配发的窝窝头,什么都得自己筹措。当地的学校领导对他们不闻不问。博迪教授提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情绪低落——他们被迫露营在公园、寺庙和城市废弃的建筑物里。他们缺少书本、应季的衣服、卫生设施和工作。除了必要时会小偷小摸或是偶尔杀一条流浪狗以改善一下贫乏的伙食,他们似乎不会主动去作奸犯科。[94]

1948年9月,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估计北平有2万到3万名难民学生,南京有2万名,汉口有1万名。[95]政府对这些年轻难民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引起的愤怒在当年夏天到达顶峰。情绪的大爆发由7月5日北平的一起事件引发:一支部队向一群示威的学生开火,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示威者是被鼓励离开东北、由政府出资飞到北平的5000名学生和天津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资助他们离开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缓解东北各城市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压力,同时疏散人口,以尽可能阻止他们加入共产党(到1948年,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外,共产党几乎已经控制了全东北)。

这5000个学生得到了三个月的生活津贴,随后就没人搭理他们了。在北平的学生很快沦落到游荡于街道、睡在公园和寺庙里的地步。与那些陕西的难民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难民学生开始申诉。政府的回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随后组织了抗议示威,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冲破了北平市政委员会的大门,在委员会主席的住宅前游行。在这里,示威学生被装甲车包围,被冲锋枪的火力挡住了去路。社论严厉地批评了此次事件。[96]

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那些同情从苏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哀叹他们不幸遭遇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写给《观察》的信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很多难民家庭中的三家。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是新来者和当地人经常会起冲突,后者认为山岭是村子的财产。有一回,三个难民因为从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殴。难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资金,所以案子被呈递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

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受伤人的家属要求能够继续待在监狱里,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一位住在村子里的大学生出钱为受伤人支付了医疗费用。当地法官最终宽恕了他们,告诫他们对村里人客气一些,并承诺如果他们离开该区域,案子就能了结。三个难民家庭此后不久回到了属于共区的家乡。这封信尖锐地总结道:“(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97]

东北的崩溃 国民党在东北的表现同样显示出其统治上的无能。共产党在日军投降后迅速扩张它在那里的地盘,批评家愿意承认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形势的产物。但是,从军事到教育的几乎每个领域,政府还是因为无能和不负责任受到批评。[98]

一些批评家倾向归咎于几个地区的首要官员。同时,人们也觉察到一两个人不可能对如此全局性的崩溃负责。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整个政府表现——绝大多数自由派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接收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而政府对日本人占领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苏联留在东北,而政府无法迅速地把军队运送到该地区。当地居民对苏联解放者的欢迎由于后者纪律的松弛而由热转冷,这个时候,人们就苏联人迟迟不离开中国而指责中央政府。在苏联人最终在1946年春离开后,政府的接收官员随后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在前沦陷区其他各地无甚区别。

然而,根据大多数批评家的观点,局势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东北人不信任。于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云南施行过的办法,以维护对该地区严密的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老帅”张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旧有权力基础再度抬头。被派来接收该地区的军队中,十支里有九支是由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组成的。政府没有采用日本占领前原来的划界方法,而是将原来的三个东北省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委任外省人担任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99]在当地,入驻的国民党官员与地主和其他曾勾结日本人的汉奸结盟。他们是区域内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诚于共产党、也不效忠当时仍有声望的“少帅”张学良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