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1/14页）

结果经历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哪能不发生内战？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任何人站在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在一篇激烈的批评中，储安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储安平批评的是，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建议美国拨出更多的援助物资送给国民党政府。

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

无能

对于国民党无能的具体指控——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和军事上可以写上好几册书——有人也确实成篇累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以下是引起持续批评的问题中的一些：政府处理学生运动，经济处置失当，对逃往交战区或共产党地区的几万难民的处理，政府在东北的完全失败。

第三章已经简要介绍了围绕“政府试图压制学生运动是否合理”所提出的问题。基本的论点是政府采用压制的方法事实上增加了学生的敌意，将他们送入了共产党阵营，可以说此举事与愿违。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过失已经在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不需要再在这里赘述了。[89]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他们不是责备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政策本身，而是责备政府坚持一条路走到黑，使得这种政策成为必要。虽然如此，该政策执行上的不妥还是招来了很多批评，包括笨拙地想要将该政策的负面效应减到最小。

政治无能：难民　由于害怕共产党或要避开战争的危险，人们背井离乡，这就有了难民问题。第一类更普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出逃时得到了撤退的政府军的帮助和鼓励。在1947年年中，一位作家写道：“很多在松花江以北共产党领地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严格的统治感到不自在。他们向南迁徙，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东北城市。这些难民包括了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人不喜欢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想要继续他们过去的教育形式。”[90]

另外，小商人也从同样的地区逃出来。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很多长春的难民是被清算的有钱地主和商人的子女，还有一些难民是因为害怕被征入共产党军队当兵而逃了出来。[91]地主和小自耕农组成了难民的另一个常见种类。当共产党占领了某个地区后，很多地主听到了“血泪史”，说的就是对付他们同类的手段，于是来不及验证传言是否属实就仓皇逃跑了。很自然地，这些人员构成了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的一股力量，一个更精明的政权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在利用难民的反共情绪上，零散的努力还是有的。下一个例子背后显然就有着这样的努力。1946年6月，一队据称是来自苏北的难民在南京的火车站里痛殴了一支为和平请愿的代表团。[92]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政府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很多难民迅速沦为赤贫。由于工作难找，他们带来的积蓄很快在通货膨胀中贬值。1947年11月，有大约10万个这样的老百姓聚集在沈阳。那些集中在长春的难民很快成了“让人怜悯的难民”，吃饱饭都成问题。很多逃到长春追求“学术自由”的学生因为缺少学费或者公立学校名额已满而无法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据说对国民党统治者“失去了希望”。[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