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13/19页)
“大先生”调皮地说:“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我把助步器扮成超市推车,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他要我为他写悼词的请求,现在俨然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期末考卷”。在有些拜访中,我觉得离交卷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而有些时候,我觉得恐怕时间不多了,可能几个星期都熬不过,也就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这一次,“大先生”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眼神清澈,声音有力,这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们坐下后,我告诉他我所参与发起的为无家可归者筹款的慈善活动,包括我去体验流浪者过夜的经历。
我不太敢确定我是否该对一名犹太拉比提及一所基督教堂的事情。我有罪恶感,就好像自己是个叛徒。我记得“大先生”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老派的祖母去看棒球比赛。当每个人都为本垒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她毫无所动地坐着。他转过身,问她为什么不鼓掌。她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阿尔伯特,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吗?”
但我的担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先生”根本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们。这是正义的。无论你帮助的是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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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进入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辩。不同的信仰如何共存?如果一种信仰相信的是一套,另一种信仰相信的是另一套,那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对的呢?还有,一种信仰有没有权利——甚或义务——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呢?
“大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信众的孩子们在上校车之前,都会把他们的犹太书籍用牛皮纸给包起来,不让人看到。你想想,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在我们之前,他们都没有见过犹太人。”
那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笑了。“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沮丧地来找我。她的儿子是班上唯一一个犹太男孩。学校排练圣诞演出的时候,派给了他儿子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耶稣。”
“我就跑去找老师。我向她解释了其中的尴尬之处。她的回答是,‘拉比,那正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他的原因啊。因为耶稣就是个犹太人嘛。’”
我记忆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小学时,我是没有份参加那些缤纷、盛大的圣诞剧,诸如“佳音报你知”或是“铃儿响叮当”的演出。我只能加入学校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犹太男孩,唱犹太圣诞歌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我用泥土做陀螺……”我们拉起手站成一圈,模拟一个转动的圆环。没有道具。没有演出服装。在歌曲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倒下。
我敢保证我看到了很多非犹太教的父母,强忍住不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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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的争辩中很难有一个赢家。谁的上帝更好一点?谁的圣经是对的,谁的是错的?我赞同影响了甘地的印度诗人拉杰昌地的说法:没有哪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更优越,它们都让人们离上帝更近。就拿甘地自己来说,他结束断食的时候,会随兴念一段印度教的祈祷文,穆斯林的祈祷词,或是基督教的赞美诗。
这么多年来,“大先生”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但从不试图改变其他人的信仰。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犹太教不寻求改变他人的信仰。实际上,从传统而言,犹太教甚至不鼓励人们改变信仰投入犹太教的怀抱,而是强调信仰可能带来的艰难和困苦。
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如此。纵观历史,成千上万的人因拒绝改变宗教信仰,拒绝接受另一个上帝,拒绝批判自己的信仰而惨遭杀戮。二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亚科瓦拉比就是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研究而被罗马人折磨致死。他们用铁耙碾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听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是唯一。”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唇边挂着的最后的词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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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祈祷——还有那个“唯一”——是“大先生”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一,也就是唯一的神。唯一,也就是神的创造,亚当,是唯一的。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人?’”“大先生”摇晃着一个手指头,问我。“为什么,如果上帝执意要不同信仰的人互相争吵,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造很多不同的人呢?他创造了树,对不对?不是一棵树,而是无数棵树。为什么人就不是那样的呢?”
“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人来的——也都是从同一个神来的。那就是一个信号。”
那么,为什么,我问,现在的世界如此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