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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了公园走向一个小湖，湖水在看不见的月光下闪烁。我坐到一张长椅上，思绪不再清晰。我想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往昔不邀而至。一切都在旋转、摇晃，往昔逼近我，用死亡的眼睛凝视着我，接着又潜入周围树木的阴影中，窸窣作响，然后再次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它以耳语的方式提醒我，用的是灰烬和哀悼中那不复存在的声音。往昔穿过岁月的迷宫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以致我差点儿相信这种幻觉，误以为看见了它，它由过失、责任、疏忽、晕厥、苦难和向往复仇的颤音呐喊构成，如幽灵般恐怖。在这个温暖的七月之夜，一切都再次突然爆裂，充满了成长与繁荣的气息，还有这个黑乎乎、波澜不起的小湖散发出的潮湿霉味。湖上偶尔有几只已经进入梦乡的鸭子干巴巴地发出梦呓般的嘎嘎叫声，伤痛、过错以及未能兑现的许诺在我的脑海中如阅兵式般展开。我站起来，无法忍受那种静坐，那么坐着我好像感到蝙蝠就在我脑门附近振翅飞翔，它们带来的墓穴中的冷气令我感到窒息。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公园里面走，回忆的片断伴我而行，犹如一件褴褛的大衣。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最后我在一块沙土地上停住了脚步。紧靠着林中空地有一个小型旋转木马游戏场，散发出斑斓的阴影和反光。一块帆布罩着它，但盖得并不严实，所以能够看见套着金色马具的马匹和它们那飘逸着的鬃毛，还有狭长小船、小熊和大象。这些动物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定格的瞬间，骏马正在飞奔，现在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在童话中被施了魔法。我注视了很久这些凝固了的生命，它们显出的凄惨神色让我感到很怪异，因为它们被塑造得如此快乐与无忧。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接下来我听到脚步声，我身后的黑暗中出现了两名警察。我还没有想好是跑还是不跑，他们就到了我身旁。我站着没动。“您在这儿做什么呢？”那个个子高一些的平和地问。

“我在散步。”我回复道。

“在这儿？深更半夜的在公园？为什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有证件吗？”第二个警察问。

我身上带着护照。他们打着手电认真查看我递过去的护照。“这么说不是美国人？”第二个警察问。

“不是。”

“您住什么地方？”

“在劳施旅馆。”

“您到纽约时间还不长吧？”高个子的问。

“不长。”

小个子的还在研究我的护照，我的胃里一阵痉挛。这十多年来，每逢遇到警察，我都有这种反应。我望着旋转木马游戏场中一匹漆成白色的马，它的一双前蹄腾空而起，正在对一只挡路的小船表示抗议。我又仰头望了望灿烂的星空，思忖着，要是我此时此地被当成德国间谍抓起来，那才不同凡响呢。小个子警察还在翻看我的护照。“完了吗？”高个子的问。

“我认为他不是那个偷袭抢劫者，吉姆。”

吉姆不置可否，另一位不耐烦了。“我们得去别处继续搜索，吉姆。”他转过身对我说：“您不知道夜里一个人在这儿乱跑是危险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危险的是其他事情。我又看了看旋转木马游戏场。“这里夜间有一伙人出没，”高个子警察解释说，“抢包的，小偷什么的。这里随时都有人作案。难道您愿意让人给打残废了吗？”

他笑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护照，它仍旧在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我现在一无所有，就剩这本护照了，要想回欧洲没它可不行。“请跟我们来。”吉姆终于说。他们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我跟在他们身后向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走去。“请您上车！”吉姆说。我钻进了汽车后座，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会儿我们就驶出了公园，来到五十九大道。车停了，吉姆转身把护照递给了我。“好了，老兄，”他说，“您可以在这儿下车了。要是在公园里，没准儿什么人真能袭击您呢。”

两个警察一同笑了起来。“我们是博爱主义者，”高个子的解释说，“只要情况许可，老兄，我们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

我感到自己的后脖梗子突然出了冷汗，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一边问：“晨报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那个杂种还活着。杂种们总交好运。”

我沿着大道往前走，经过圣莫利茨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在纽约见到的唯一一家前面带个小花园、里面摆着桌椅的酒店。纽约没有巴黎、维也纳或任何一座欧洲小城那种提供报纸的咖啡馆，大概因为这里没有人有时间泡在那里看报纸。

我来到一个报摊前，忽然觉得很疲惫。我匆匆扫了一眼第一版，希特勒没死。所有其他消息都自相矛盾，有的说是军事叛乱，有的说不是。柏林好像还掌握在哗变部队手里，但哗变的首领已经被捕，是被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逮捕的。希特勒还活着，他没有被捉住。他已经下令绞死叛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