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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我听莫伊科夫说，夜里旅馆里有个人死了，是个流亡者，他总是胆怯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他叫西格弗里德·扎尔，死于心肌梗死。尸体已经被运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可以住他住过的房间，”莫伊科夫说，“比你的房间大点儿，条件好一些，离浴室更近，价钱一样。”

我拒绝了，莫伊科夫不理解我的举动，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你看上去很糟糕，”他说，“看来你不适合服用安眠药。”

“不是那么回事，一般来说我服安眠药没问题。”

他审视着我说：“我像你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惦记着自己复仇的事，放不下个人正义。”他说。“可如今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一场毁灭性地震后询问自己那丢失了的皮球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路德维希？”

“不明白，”我回复道，“但为了你不把我当疯子看，我愿意换到西格弗里德·扎尔住过的房间去住。”

我考虑着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希尔施。但我突然不愿再谈论有关刺杀的事了。刺杀失败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