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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批报纸什么时候到？”我问。

“凌晨，那就是日报了，这里这些已经是晨报了。”

我惶惑地望着卖报的。“收音机，”他说，“打开您的收音机，各家电台都通宵播送最新消息。”

“说得是。”

我没有收音机，可莫伊科夫有一台。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因为突然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此外，我也想快速回到旅馆，一方面我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另一方面却又怪异地觉得事不关己，就好像听到的和感到的这一切都隔着一层棉花似的。

莫伊科夫在旅馆，他没有出去。“罗伯特·希尔施来过。”他说。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

那正是我去他住处找他的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莫伊科夫指了指一台收音机，上面的镀铬按钮闪闪发光。“他给你送来了这台收音机，是珍妮丝牌的，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他说你今天会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他还说什么了吗？”

“他在这儿一直等到半小时之前。他很激动，尽管如此却还是悲观。他说德国人革命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连反叛也注定得失败。德国人信奉的上帝是命令和服从，而不是良知。他管这次谋杀叫军事叛乱，这出血腥闹剧的动机不是出于正义，不是因为纳粹搞大屠杀，而是因为纳粹输掉了这场战争。直到半小时前，我们都一起听了新闻广播。当听到希特勒活着并叫嚣要复仇时，希尔施就走了。他把这台收音机留给了你。”

“此间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希特勒要演讲，好让人民相信他的获救是天意。”

“他当然会这么解释。有前线部队的消息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没有，路德维希，战争在继续。”

我点点头。莫伊科夫盯着我说：“你的脸都青了。我跟罗伯特·希尔施已经喝掉一瓶伏特加了。我愿意跟你再喝一瓶。今天这个夜晚，要想不精神崩溃就得喝伏特加。”

我谢绝了。“不，弗拉基米尔，我快累瘫了。这台收音机我想拿到我房间去，那儿有插头吗？”

“你用不着插头，这是台旅行用便携式收音机。”莫伊科夫仍旧盯着我。“别把自己搞疯了，”他说，“好歹也得喝一小口儿。看这儿——”说着他张开他那大巴掌，里面是三粒药。“帮你入睡的。明早醒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弄清消息的真假。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流亡者的忠告，他曾经十次怀抱过类似的希望，却不得不十一次埋葬这些希望。”

“你是说这次希望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分晓。希望经常给人带来怪异的同床伴侣。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凶手常常变换自己的颜色——这全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你的事业。我早就放弃再做这种游戏了，我宁愿重新信奉摩西十诫。就连摩西十诫也还是有欠完美。”

一位妇人的影子闪了进来。她老得皮肤像揉皱了的灰色薄纸。莫伊科夫站了起来：“您需要什么吗，伯爵夫人？”

那影子匆匆点头。“我的补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我的补品没了，这种七月之夜，让人无法入睡！令人想起1915年圣彼得堡的夏夜，可怜的沙皇！”

莫伊科夫递给她一小瓶伏特加。“您的补品在这儿，伯爵夫人。晚安！祝您睡个好觉！”

“我会努力的。”

那影子又闪了出去。那影子穿一件老式的灰色镶花边连衣裙。“她还生活在过去，”莫伊科夫说，“对她而言，时间停留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那以后她就虽生犹死了，不过她没有意识到这点罢了。”他充满关注地望着我说：“最近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路德维希。就这血腥的过去而言，没有什么正义，从来就没有过正义。要想得到正义，得把这世界上一半人斩尽杀绝。请相信我这个老者的话，我曾经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

我拿起收音机回到自己房间，窗户开着。床头柜上放着那件中国青铜器，这物件的年代多么久远啊，我想。我把收音机放到它旁边，细心倾听着新闻消息，但新闻的播放毫无规律，中间插入了爵士乐和各类广告，推销威士忌、卫生纸、冷霜膏、汽油，还有夏季大拍卖和豪华墓地，墓地是干燥的沙土地，并且风景秀丽。我试着寻找海外广播电台，英国的或是非洲的，有时几乎马上就要成功了，只听到几句话，然后就是一片沙沙声，犹如大洋上刮起了风暴，地平线尽头突然雷雨交加，或是听上去有点儿像一场战役的回声。我起身来到窗边，外面是七月那繁星似锦的寂静夜空。我再次打开收音机，里面又传出那破锣般的声音，那是政治宣传与悲剧历史的大杂烩，二者已经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广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而新闻越来越差劲。刺杀失败了，军队已经开始逮捕带头闹事者。将军们与将军们对着干，由刽子手组成的党已经挖空心思在想新办法，如何折磨反叛者，缓慢绞死或砍下他们的首级。这一夜上帝经常被呼唤，但他似乎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直到拂晓前我才睡着，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