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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到窗前向外看。外面黄昏的伟大魅力正在展现:暮色从玫瑰红变成宝蓝,摩天大楼从实用建筑变成了现代化的精神大教堂。一排排窗户亮起了灯光,我知道,清洁女工现在开始在无人办公的房间里打扫卫生了。片刻之后,整个塔楼就灯火通明了,犹如一个巨大的蜂巢。这令我想起了在埃利斯岛度过的时光,那时候夜里被噩梦惊醒后我常常站在大寝室窗前,呆呆地遥望这座难以企及的城市。

隔壁响起了钢琴声,隔墙传来的声音有些轻。也许是何塞·克鲁斯在弹,我想,可我听到的曲子又与何塞·克鲁斯和菲菲不般配。因为正在弹奏的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轻松曲子。我回想起自己练习这些曲子的时光,那时野蛮人还没有占领德国。那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还活着,我母亲得了伤寒,躺在医院里,她担心我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我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似乎正在用快镜头放映我一生电影的片段,速度太快,根本无法停住,痛苦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弱。面孔与画面出现又消失,叫喊着的人们,西比勒那惊恐和勇敢的面容,布鲁塞尔博物馆的走廊,死在巴黎、眼睛上爬满绿豆蝇的露特。死者、死者,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太多的死者,以及作为复仇意志的黑色无望的拯救。

我站了起来。空调机在嗡嗡地响,屋内几乎很凉了,但我却似乎在淌汗。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然后拿起报纸,阅读有关军队的报道。盟军已经从巴黎继续挺进,他们四面出击,德国军队似乎正在溃逃,已无力多做抵抗。我不厌其烦地研究那张小小的简图,我对法国这一带非常熟悉,我知道那里的小咖啡馆、乡间公路和各种地方,那是流亡者逃难的苦路。现在那些曾经的胜利者、士兵、党卫军、施刑者、追捕者和杀人犯也在这条路上逃命,他们逃回德国去。我也曾和这些胜利者属于同一民族,他们追捕过我。我让报纸掉在地上,不禁发起愣来。

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和玛丽亚的声音:“没有人吗?”

屋里已然一片漆黑。“有,”我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没有开灯。”

她走进屋。“我以为你又走了呢。”

“我是不会走的。”我说着把她揽进怀里。她突然成为世间活生生的一切的体现。

“别,”她嘟囔道,“千万别走。我不能独自生活,一个人的时候,我毫无价值。”

“你就是世间生活本身,”我说,“也是其温暖所在,玛丽亚。我尊崇你,你的出现带来了光明和所有色彩。”

“你为什么坐在黑屋子里?”

我指了指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外面的世界灯火通明,所以我就忘了开灯。现在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灯光了。”

“可我需要,”她笑了,“在黑屋子里我会悲伤得无可救药。此外,我也需要灯光,好往外拿东西。我带晚餐回来了,全是瓶瓶罐罐的,在美国一切都可以买现成的。”

“我带伏特加来了,”我说,“那儿还有一瓶呢。我看见了,甚至还是地道的俄国货呢。”

她靠在我身上说:“我知道。可我更喜欢你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

“我不是这样,我没有偏见。”

“可我有!你把那瓶俄国的拿走吧,”她说,“我不想要了,送给莫伊科夫,他会高兴的。”

“好的。”我答道。她吻我,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她那年轻、鲜活的皮肤散发出的体香。

“你得格外小心地对待我,”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痛苦了。我很容易受伤害,你若是伤害我,我不知会有什么结局。”

“我不会令你遭受痛苦的,”我说,“起码不会故意这样做,玛丽亚。无意的很难预料。”

“抱紧我。你必须紧紧抱着我。”

“我会这么做的,玛丽亚。”

她满意地呻吟了一声,像个孩子。她站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背景前,非常苗条纤细。这些大楼中成千上万的清洁女工正在打扫白天办公留下的肮脏,她们以这种方式为天空增添了魔力。她用意大利语说了点儿什么,我没听懂,就用德语回答:“你,可爱的生活,失而复得,不可摧毁……”

她摇了摇头。“如果我们真想对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可真是一种奇特的爱,一种翻译过来的爱。”

我吻她。“我认为爱是不需要翻译的,玛丽亚。如果需要,我也不怕。”

我们躺在床上。“你今晚还要出去吗?”我问。

玛丽亚摇摇头。“明晚之前不用。”

“好,那我们就可以待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再吃一顿,五香熏牛肉和奶酪配黑面包,还有啤酒,然后吃剩余的蛋糕就咖啡。真是了不起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