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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了。“这种奇遇也太平常了吧。”

“这是我经历的最了不起的奇遇了！我已经不知道上一次经历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逃亡的路上，我已经习惯了住最简陋的旅馆房间，能找到这种房间也算走运了。晚上我常常在肮脏的窗台上匆忙地吃纸包着的食品，能有东西果腹就挺高兴了。可今天……”

“今天你吃的也是纸包着的食品。”玛丽亚说。

“可今天是和你一起吃的，在你的寓所。”

“这不是我的寓所，”她略带睡意地说，“是我借的，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我的衣服、我的首饰、王冠，甚至四季。今天我们照相时已经身处明年春天了。”

我看着她。她那棕褐色的胴体一丝不挂地横陈在床，美得醉人。明年春天，我想，那时我会在哪儿呢？还在美国？还是战争已经结束，我已经试图回欧洲了？我不得而知，但内心却因紧缩而感到疼痛。“你们今天都试戴什么了？”我问。

“首饰，”她说，“各种颜色的大假首饰，便宜货。不是真的，就像我自己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没有自我，没有那种一成不变的、一向清晰的自我。我就像起舞于两面镜子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存在，但你想伸手抓住它时，它就消失了。相当令人绝望，是吧？”

“不，”我回答道，“危险。不是对你，而是对别人来说。”她笑着站起来。“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还拍摄了什么。非常小巧玲珑的帽子，丝绒和锦缎小帽，还有贝雷帽。我带回来两顶，借的，明天还。”

她穿过房间向走廊走去。我喜欢她把裸体认为是最自然的事，她因职业关系习惯了裸体，而且在这种状态时心无邪念。窗前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几乎小得听不见。这套小公寓所处的楼层很高，所以也几乎听不到街上的噪音。突然，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室内的暮色深沉、斑驳，没有人工灯光，仅有的亮光来自外面摩天大楼闪烁的玻璃幕墙。我们好似乘坐着无声的氢气球飞翔，暂时脱离了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进入一种和平状态。后者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宁静得令我心跳。

玛丽亚回到室内。她戴着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首饰，脚蹬高跟拖鞋，此外一丝不挂。“这是1945年之春，”她说，“这看上去像金首饰，其实是黑人的黄铜首饰，宝石是涂了颜料的玻璃。”

1945年之春！似乎她说的是：永不或明天。看上去几乎应该是明天，我想。房间里人为制造出的凉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年春天越来越近了。我站起来抱住玛丽亚。“你想走？”她问。

我摇摇头。“我只想去报亭买份晚报，马上回来。”

“你会把战争带回房间的，”她答道，“你就不能等一宿吗？”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不把战争带回房间，”我说，“我下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来。慢慢回到这个房间，我知道你在这里，而且在等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有人在等我，与你在一个屋顶下共度良宵。这是我能想象的人生最大奇遇：没有恐惧的市民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只有拥有这一鄙俗称号的人才能享用，我们流亡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09]的现代子孙是无福消受的。”

她吻我。“谁长篇大论，就是想掩盖真相。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一份报纸都会离开我，我跟他又能怎么样呢？”

“你也是个吉普赛人，”我说，“比我更甚。但我不去买报了，就让时间静止一天吧。”

玛丽亚笑了，我把她揽入怀中。我不想告诉她，为什么我突然想看报纸。那不是因为新闻，而是我想看看这种闯入我生存状态的宁静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可爱的、陌生的生活！我暗想，请留在我这里吧！在我必须离开你之前，不要离开我！我知道这有多么虚假，甚至带有背叛和欺骗的弦外之音。可我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玛丽亚就在身旁，其他的还远在云端。此间还会发生很多事，谁又能知道，谁先离开什么吗？我吻着玛丽亚的双唇，与她肌肤相亲，顷刻间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深夜我还醒过来一次，隔墙仍旧听到了钢琴声，有人在犹疑地弹奏着克列门蒂的一支奏鸣曲，这曲子我在没有过流亡生活前也弹过。玛丽亚躺在我身旁，筋疲力尽，呼吸均匀。我想起自己那被遗忘的青春年华，透过大窗户呆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夜色。然后我又倾听起玛丽亚的呼吸。我再次感觉到，我们好像乘坐着气球，正位于龙卷风风眼的静谧地带。感谢你，今夜这份狂热的祥和，我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