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第21/32页）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古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回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司后不久画的。画面上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穿着衬衫坐在一间拥挤而昏暗的屋子里，周围是画架和东倒西歪的家具，窗外的光线照亮了他的一侧脸庞。这张脸上的真诚和腼腆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吻合，在这方面，乌龟是绝对诚实的。看着这幅自画像，你可能会把他当成那种在汽车上你可以果断地用胳膊肘将其挤到一边抢占座位的人。然而，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自负。如果说乌龟的谦逊使他没有隐瞒自己腼腆的性格，那么，这份谦逊可没能阻止他给自己加上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神情——我从不记得他有过这种神情。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

乌龟之所以得此绰号，是因为他进入公司时，我们正在赶一个特别繁忙的任务，结果，在别人能画出六七幅作品的时间里，他只能完成两三幅。起初，大家以为他动作慢是由于经验不足，便只在背后叫他乌龟。可是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他的速度并没提高，对他的不满便增加了。很快，大家就都当面乌龟长乌龟短地叫他，他完全知道这个绰号并不表示亲热，但我记得他尽量把它当作昵称来接受。例如，如果有人在长屋子的那头喊道：“喂，乌龟，你还在画你上星期开始画的那个花瓣吗？”他就会勉强大笑几声，只当对方是在开玩笑。他显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尊严，我记得同事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乌龟来自根岸地区，当时人们普遍缺乏公允地相信，来自城市那片地区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骨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