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叹生死（第1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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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街上溜达了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带他从灯火通明的大街走向边上的小路和陌生的小巷，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了，只有星星点点没有生气的街灯懒洋洋地散发出黯淡的光。他边走边抽了两根香烟，脑子里计算着：这是今天晚上抽的第七根还是第八根烟。

两对伴侣，手挽着手，过完夜晚户外生活回家，从他面前经过时，其中一个女孩子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好像有人轻轻对她说了某种可能发生的吓人的事件。作家试图想象事件的详情，他一遍遍地思量，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富有刺激的兴奋，然而阿诺德·巴托克和他母亲奥菲利娅在那令人窒息的囚牢里被困在湿乎乎的床上的情形，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他的欲望甚至在萌芽状态便被其扼杀了：年迈的母亲和她的中年儿子，两人躺在一个变了形的床垫上，浑身汗臭，焦躁不安，瘦骨嶙峋、青筋突出的躯体绷得紧紧的要抬起肌肉松弛的巨大肉身，把搪瓷便盆推到身下——犹如黑暗中的一对摔跤运动员，儿子嘟囔着，母亲呻吟着，而一只蚊子在黑暗中嘤嘤嗡嗡像个小钻头，飞到那里，或者飞到这里，或者四处乱飞。

奥斯亚舅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钢琴调音师，独自一个人住在布伦纳大街上一座旧楼地下室里的一间小密室里，他基本上没有工作，有时做做临时工，搬运家具，或者粉刷房屋，在他三十多岁时——一个矮墩墩患白化病的人——大家就一直叫他“奥斯卡—努—卡卡”，意思是“怎么，奥斯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开他的玩笑，说在他的地下室的隐蔽处，藏着遭罢黜的苏维埃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的漂亮侄女，使之躲避英国当局和政党。

即使作为孩子，作家也知道这只不过是玩笑，在他那位古怪的舅舅的地下室里，并没有藏着美人，可是现在，他突然遗憾从来没有勇气偷看挂在两面墙之间那发霉的绿油布后面，那隐藏着的地下室中最深处的圣所。

他为自己的怯懦感到遗憾：你为什么不要求上楼去罗海尔·莱兹尼克的房间？在她羞怯的苍白后面，也许潜伏着一种狂热的渴望，夹杂着孩子似的天真，未能实现的欲望，以及某种来自她钦佩与感激之情的默默的、热情的、顺从的忠诚。它就在你的指尖，在你的手掌心轻轻地跳动，而你却把它放走了。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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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布麦克·舒尔登弗雷，作家得出他一定早就去世了的结论。许多年前，他就在《达瓦尔报》周末增刊的最后几页拥有他自己的专栏“诗人之角”，“诗人之角”的四周配有花边，逐一饰有一个微笑着的面具素描。也许是一种嘲讽。正如作家所回忆的，《咏叹生死》中的诗歌并非辛辣或讽刺之作，尽管有几分自我贬抑的兴味，但总体上是以某种善意来针砭时弊：吸收新移民、临时难民营、简朴的标准、对沙漠的征服、排干湖莱沼泽、住房短缺、渗透者发起的边境事件与侵袭、给年轻国家公众生活蒙上阴影的腐败与官僚政治。他代表着年青一代，肌肉发达、晒得黝黑的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外表强硬但内心热诚、有道德责任感、情感非常细腻。

古往今来的以色列敌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俄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神职人员、土耳其老爷、布尔什维克、纳粹、各地大量滋生的不可胜数的反犹主义者——在《咏叹生死》中被描绘成狠心的恶棍，他们的世界充满了恶意、仇恨，对我们的苦难幸灾乐祸。土生土长的恶棍，如政见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诋毁工会运动的人，以及反对建立有组织的犹太社区的人，在贝特—哈拉哈米的书中以心胸狭窄灵魂扭曲的小人面目出现。他十分憎恶那些波希米亚人，那些人模仿巴黎和好莱坞的方式，他厌恶所有那些玩世不恭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他们只知道对所有的事情予以鄙视与讽刺，草率创作现代艺术，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新装。

至于也门人、动物、种地的农夫和性情温和的孩子们，他为他们保留着闪烁着慈父般深情的诗句。他把这些人置于显要地位，痴迷于他们天真的纯洁以及灵魂的纯朴。但是偶尔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押韵的诗行注入了既非政治又非意识形态的某些暗示，某种神秘的忧伤色彩，这种忧伤与阶级意识或爱国热情无关，如作家在读者会上所引用的那些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