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乐园追忆（第10/13页）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还记得那种阴影像有毒的冰块凝结在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吗?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海阔天空地愉快闲聊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意大利菜，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他自己的谜，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再也不感到死亡的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这时却省略了，忘记了。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13]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1886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1995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罗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高声大叫“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故意问点什么，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因心爱的人遭到打击他是多么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学校生物系进了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好奇心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破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陆战队棒球冠军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服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馆里瑞典佬的对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见过这模样：这个大家伙当时穿着衬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获得惠特尼博物馆^{[14]所有奖项，但在1949年的纽瓦克，没人知道伟大艺术，杰里和我绞尽脑汁想把那件衣服装进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只纸盒，因为她打开时就会以为是来自班贝杰公司的高档服装。我却在考虑要是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会怎么想。要吸引这么个皮肤很糟，又没有男朋友的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但我还是帮杰里，他这人风风火火，要么抽身走开，要么照他说的办，再说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还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奖品。杰里最后把衣服整个撕开重新缝制，使线缝在中间以便折叠，就像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个用纸板剪出的心形图案，用黑体字签名，再用邮包寄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变成糟糕的作品，在大家看来还是粗糙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