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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孤独感紧紧包裹着她，如同一股激流将她穿透。她没有哪一天，有的日子没有哪一小时不想给旧里姆洛克打电话。可她没那么做，快想起儿时的房间让她彻底的放松之前，她便会看看餐车或小餐馆，坐到吧台前要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54]。人们侍候她进餐时，她讲着熟悉的话，望着火腿片在烤炉上卷曲，饮料不停地冒泡，小心翼翼地挪动牙签，吃着三明治，不时吸上一口饮料，注意咬碎生菜中无味的纤维，榨取香脆的火腿里带烟熏味的油脂和柔软的西红柿里的蜜汁，加入蛋黄酱痛饮所有东西，细嚼慢咽，沉思着将食物研磨储存到肚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紧盯着三明治，就像她母亲饲养的牲畜盯着草料一样——这给她勇气，让她独自走下去。她吃掉三明治，喝光奶昔，想起怎么到此的，然后赶路。她离开芝加哥时，突然醒悟。她再也不需要家了，永远不会屈从于对家人和一个家的渴望了。}

在俄勒冈她又卷入两起爆炸案。

不仅没能让她住手，福雷德·康伦的被害还鼓舞了她。经过福雷德·康伦的事件，她不是在良心上遭到谴责，而是完全摆脱了残存的恐惧和悔恨。那种杀人后的惊恐，如果说是在无意之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她希望结识的好人，这并未教她有关最基本戒律的道理。她太麻木，没有从多恩和他的教诲中学到什么。杀害康伦只证实了她作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激情，为了向罪恶的制度进攻，不管多么残忍，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畏缩。她已经证明，为了反对白鬼子美国的一切正统的东西，不能只是在卧室墙壁上胡乱涂鸦、说些屁话了事。

他说，“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在哈姆林商店和俄勒冈都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俄勒冈死人了吗?”

“死了。”

“谁?”

“人们。”

“人们，”他重复道，“梅丽，多少人?”

“三个。”她说。

公社里食物充足。他们自己种植了许多粮食，不必像初到芝加哥那样，晚上到超市外枯萎的农产品中搜寻可吃的东西。在公社里她开始和自己爱上的女人睡在一起，那是一个纺织工的妻子，梅丽不摆弄炸弹时就学操作她的织布机。她安放了第二颗和第三颗炸弹后，装配炸弹就成了她的专长。她喜欢安全地将炸药连接到雷管和将雷管连接到伍尔沃斯闹钟时缠绕电线所需的那种耐心和精确。口吃就是在那时候消失的。她玩炸药时从不结巴。

后来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之间出了事，双方争吵很厉害。梅丽觉得应该离开公社使大家相安无事。

在爱达荷州东部躲藏时她就决定逃往古巴。当时她在土豆地里干活。晚上住在农场的木板房里，她开始学西班牙语。她与农场其他劳动者一起生活时，尽管男人们喝醉后令人害怕，性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她反而觉得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她认为在古巴可以生活在工人当中，不用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在古巴她可以成为梅丽·利沃夫，而不是玛丽·斯托尔兹。

现在她得出结论，美国决不会出现消灭种族主义势力、反动派和贪婪的一场革命。城市游击战无力对抗有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它会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以维护利润原则。既然她不能为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助上一臂之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投身于现有的革命。那标志着她的流放生活的结束和生命的真正开始。

她把第二年花在寻找去古巴的途径上，去投奔用社会主义解放无产阶级、根除不平等的菲德尔^{[55]。但在佛罗里达她与联邦调查局有了首次近距离的交手。迈阿密[56]一个公园里挤满了多米尼加的难民，是个练习西班牙语的好地方。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教那些孩子讲英语。他们亲切地称她为拉法福拉（意指结巴），他们在复述她教的英语单词时淘气地学她口吃的样子。讲起西班牙语来，她无可挑剔，这是她要逃往世界革命怀抱的另一个理由。}

梅丽告诉父亲，有一天她注意到一个新来的年轻的黑人流浪汉在观察她辅导孩子们。她马上就明白了。在那之前，她上千次地想到过联邦调查局，但都错了——在俄勒冈，在爱达荷，在肯塔基，在马里兰，联邦调查局监视着她打工的商店、洗盘子的小餐馆和自助餐厅、居住的破烂街区，以及躲在里面读报和研究革命思想家的图书馆。她为的是要学马克思、马尔库塞^{[57]、弗兰兹·法农。法农是一位法国理论家，他的话被她当成睡觉前的祈祷文，与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一样，是支撑她的圣餐。时刻牢记，肩负重任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应了解自己既充当“孤独的街头女郎”，又有天生的革命者的使命感。阿尔及利亚妇女不是特工，没有受训，无须指令，不用大惊小怪，她走上街头，提包里藏着三颗手榴弹。她不会感到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人物可模仿。相反，这非常具有戏剧性，是妇女与革命者之间的延续，阿尔及利亚妇女直接上升到悲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