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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该怎样解释她的来信，如果那上面全是她的想法?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怎么了?他们疯了。某种东西把他们逼疯，使他们反对一切，将他们引向灾难。受人指使去干什么比别人干得好的事，这可不是聪明犹太孩子想做的。他们只有在不受人指使的情形下才会心安理得地干得比别人好。缺乏信任就是他们受人指使的疯狂行为。

然而在这地板上就有它更加令人心碎的形式之一：宗教皈依。若你不能让世界向你臣服，那么你就向世界臣服。

“我爱你，梅丽，”他对梅丽说，“你知道我会寻找你。你是我的孩子。可是你戴着面纱，体重只有八十八磅，这样生活。哪怕一百万年，我又怎么能找到你?即使在此，谁又能发现你?你以前在哪里?”他哭道，如同遭到女儿或儿子背叛的最愤怒的父亲一样，他气得不行，担心像肯尼迪被枪击那样，自己的脑浆会喷涌而出。“你曾待在哪里?回答我！”

于是，她告诉他自己去过的地方。

他又怎么听得进?他纳闷：如果在她选择错误的道路之前他们生活中有某个转折点，那是哪里?是什么时候?他老在想：不管这些年来她尽量欺骗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完全属于他们、受他们控制、处于他们影响的梅丽的那一刻。他考虑的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徒劳。做的准备、练习、顺从，对根本问题的坚定的献身，对最重要事情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构建系统，耐心检查每个问题，无论巨细，不随波逐流，不松垮拖拉，不懒惰虚度，忠实地完成每项义务，任何情形下都能慷慨激昂地作应邀演说……列举出来可以长如美国宪法，他的忠诚条款——可是所有东西都毫无用处。这种徒劳的系统化一直如此。他凭借自己的责任感所控制的一切正是他本人。

他想：她不在我的权力之下，从来都不。她受某种狗屁不值的东西的控制，某种疯狂的东西。我们都是如此。老年人不应对此负责，他们本人也不应对此负责，别的东西应该负责。

是啊，四十六岁时，到了1973年，这个世纪已走过几乎四分之三，不管到底有多少人被埋葬，到处是被害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瑞典佬发现我们都处于某种疯狂东西的控制中。只是时间关系，白鬼子，我们都如此！

他听见他们在笑，气象员们，黑豹党^{[51]员们，狂暴的贱民廉洁大军，他们称他为罪犯，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一员。瑞典佬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欣喜若狂，消灭了他溺爱的女儿，摧毁了他的特权生活，将他最终引向他们的真理，引向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这是为了每个越南人，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美国的每个被殖民的黑人，为了到处被资本家和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所折磨的每个人。白鬼子，那疯狂的东西就是美国历史！就是美利坚帝国！就是曼哈顿蔡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欢迎登台，资本家走狗！欢迎美国人操过的家伙！}

她告诉他，在爆炸后的那七十二小时，她躲藏在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谢拉·萨尔孜曼的家中。她安全抵达谢拉家，被接纳下来，白天藏在谢拉办公室的休息间，晚上住在办公室。她的地下流亡就这么开始了。两个月里她换了十五个化名，四至五天挪一个地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52]她交上了一个参与该运动的牧师朋友，这人以为她不过是转入地下的反战活动家而已。她从公墓里的墓碑上取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和她同年出生、很早就死掉的婴儿。她以婴儿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出生证明的副本，于是就变成玛丽·斯托尔兹。随后，她获得了图书卡、社会保险号码，到十七岁时又拿到驾驶证。将近一年的时间，她在老年公寓里给人们洗盘子——这是通过牧师找到的工作——直到一天早晨，他用公用电话通知她，让她放下手上的活，到灰狗车站见面。他给她一张到芝加哥的车票，告诉她待上两天后再买票到俄勒冈——在波特兰[53]的北边有一个公社，她在那里可以找到避难所。他交给她公社的地址和一些钱买衣服、食物和车票，于是她动身到芝加哥。抵达的当晚，才满十七岁的她就被人扣押、奸污、抢劫。}

她在一家低级酒馆的厨房里洗盘子，以便赚足够的钱到俄勒冈去。那里的人不像老年公寓厨房里的人那么友善。在芝加哥她没有牧师给她指导，担心与地下运动接触会出错，被人发现。她怕极了，甚至不敢用公用电话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联系。她又遭到强奸（在换第四次住房时），但这次没有被抢。做了六个星期的洗碗工后，她终于凑齐到公社去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