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11/23页）

我还记得那段时期里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里为达林顿勋爵端上咖啡的时候，他有点愤愤地把手里的《泰晤士报》折起来，说道：“这些法国人。我真是，说实话，史蒂文斯，有点受不了这些法国人。”

“是的，先生。”

“而且想想看我们还必须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旦被人提醒到这一点，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个澡。”

“是的，先生。”

“上次我在柏林的时候，史蒂文斯，奥费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承受不了了吗？’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诉他，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国人干的。这么胡闹可绝非英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想跟他说。可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能这么做：绝对不应该诋毁我们亲爱的盟国。”

可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法国人在解除德国人免受《凡尔赛和约》苛酷条款的限制方面最不肯通融，也就更为迫切地需要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上至少请到一位对于本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明确影响力的法国绅士与会。的确，我就听到爵爷数度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人士出席，则任何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爵爷就和大卫爵士开始着手解决筹备工作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他们迭遭挫败仍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真是令我感佩不已，五体投地。他们发出了无数信函和电报，而且在短短两个月内爵爷就三度亲赴巴黎斡旋。最后终于征得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将只称呼他为“杜邦先生”——同意在严格地“不宜公开”的基础上参加此次聚会，会议的日期也由此得以确定。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那个令人难忘的三月。

随着会期越来越近，我所承受的压力在性质上虽远不如爵爷肩负的那么巨大，但也绝非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有任何一位客人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稍感些微地不够舒适，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由于与会人数的不确定性，我事先的准备工作也就格外复杂化了。这次会议的级别极高，正式的与会者仅限于十八位位高权重的绅士和两位女士——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以及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太太，她当时还住在柏林；不过由于每位与会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携秘书、贴身男仆和翻译一同前来，要想确知这些随同人员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说来，有一部分与会者肯定会在三天的会期之前提早到来，以便为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并估定其他客人的具体心态；然而他们提前抵达的准确日期仍属未定之数。我能够确定的只有府里所有的仆役员工不仅需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需要随时保持最为警觉的待命状态，而且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和变通性。事实上，我一度曾经认为如果不从府外引进更多人手帮忙的话，我们面临的这一巨大的挑战恐怕难以顺利完成。但如此一来，不但是爵爷肯定担心会引起外界的谣诼蜂起，也会使得我在承担不起任何失误的情势下，出现不得不仰赖完全不知底细的外人的窘境。于是，我开始着手以一种，在我想象中，一位将军为一场战役做准备的态度来为即将到来的重大日子做好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谨慎态度拟定了一份特别的员工配置规划，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所在，为此专门制订了若干应急计划，以便在果然出现问题时即可施行补救措施；我甚至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军队里惯用的“鼓气讲话”，让大家认识到，尽管他们必须拼力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但能在未来的那几天里克尽厥职，他们必将感到莫大的自豪。“历史极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屋檐下创造出来，”我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因为深知我绝非那种夸大其词之辈，也就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某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府里上演了。

这样您或许就能理解，家父不巧在凉亭前摔倒时整个达林顿府里所笼罩的紧张气氛——那一意外就发生在第一批与会客人可能会到达的两周前——而且也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余地了吧？可不管怎么说，家父居然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巧妙地规避了由不许他再端托盘的禁令对他的工作效能所造成的限制。一时间，大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手推车在府里到处走动的身影，车上满载着清洁用具、拖把、刷子，虽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却又极不协调出现了茶壶、茶杯和茶碟，有时候看起来活像是街头小贩的卖货车。显然，他仍旧无可避免地只得放弃他在餐厅里侍餐的职责，但除此以外，拜那辆手推车之赐，他却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事实上，随着国际会议的巨大挑战日益迫近，家父身上似乎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给人感觉简直就像是他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附了体，让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前些日子他脸上那种意气消沉的神色几乎一扫而光，他在府里各处工作起来简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外人看来几乎要以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这样的身影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里的各个走廊上奔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