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傍晚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第21/22页）

“我相信，先生，他是将现今的议会制度比作了母亲联盟的委员会企图去筹备一场战役。”

“一点没错，史蒂文斯。我们这个国家，坦白说，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所有有远见卓识的人士都有必要让伦纳德爵士这类的守旧之士认识到这一点。”

“的确，先生。”

“我问问你，史蒂文斯。我们如今正处在一连串持续不断的危机当中。这是我跟惠特克先生一起去北方的时候亲眼所见的。人民在受苦。普通的正派的劳动人民尤其苦不堪言。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开始以实际行动进行内部整顿。我想，包括无耻的布尔什维克也在以他们的方式进行整改。就连罗斯福总统，你看看他，他也代表美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若干大胆的改革。可是你再看看我们这儿，史蒂文斯。年复一年，情况没有丝毫的改善。我们所做的就唯有争吵、辩论和因循守旧。任何不错的想法还没等经过一半必需的各种委员会的审批，就已经被修改得功效全无了。为数极少的几位有见识有职权的人士也都被他周围那群无知之辈聒噪得止步不前。你从中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史蒂文斯？”

“这个国家看起来的确正处于一种令人遗憾的境地当中，先生。”

“就是嘛。看看德国和意大利，史蒂文斯。看看强权的领导一旦得到认可，将有多大的作为吧。人家那儿可没有这套普选的谬论胡言。要是你的房子着了火，你是不会把全家都召集到会客厅里，花上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讨论各种逃生办法的，是也不是？这个办法也许曾经是挺不错的，可当今的世界已经变得无比复杂化了。你不能指望每个路人都通晓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之类的事务吧。况且他又为什么要去通晓这些东西呢？事实上，你昨晚回答得就很好，史蒂文斯。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大意是这不属于你的认识范畴？[5]就是啊，它为什么应该属于你的认识范畴呢？”

在回忆达林顿勋爵当初的这些言论之时，我突然认识到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的很多观点自然是已经显得相当奇怪——有时候甚至是令人讨厌了。但无可否认的是，他那天早上在弹子房里对我说的那番话中自有某种重要的真确性存在。当然了，期望任何一位管家居然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斯潘塞先生那晚向我提出的那类问题，本身就是极为荒谬的，而哈里·史密斯先生那类人居然宣称人的“尊严”就端赖他是否能够对这样的问题具有明确的主见，那自然也就大谬不然了。就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吧：一个管家的职责就是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不是去瞎掺和那些国家大事。事实上，这一类国家大事无一例外都远远超出了你我这类人的理解范围，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必须认识到最佳的途径便是专注于属于我们认识范畴之内的那些事务；换言之，就是全心全意为那些真正掌握了文明命脉的伟大绅士们提供可能的范围内最好的服务。这一点貌似显而易见，但我马上就能想出太多相反的实例，即太多的管家至少曾经一度对此并不以为然。的确，哈里·史密斯先生今晚的那些话颇让我想起整个二三十年代困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那种具有误导倾向的理想主义。我指的是在我们这一行中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观点，它主张任何一位具有严肃抱负的管家都应该以不间断地对其雇主进行重新的评估为己任——审视雇主的行为动机，分析其所持观点可能产生的结果。唯有通过这种途径，这派观点认为，你方能确保自己的服务善为人用，自己的才干得其所哉。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愿意认同这种论点当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正如史密斯今晚的那番慷慨陈词一般，是思想误入歧途之后的产物。你只需看看那些试图将此要求付诸实践的管家们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到他们的事业——有些人的事业原本可能前途无量的——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我本人至少就认识两位同行，原本都是颇有些能力的，却从一个雇主跳到另一个雇主，永远感到不满，从来无法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终于落得个四处漂泊、销声匿迹的结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丝毫都不会令人感到吃惊的。因为就实际操作的层面而言，你根本就绝无可能一边对雇主采取挑剔批判的态度，同时还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你的注意力如果因为这些考虑而受到干扰，你不单单是无法满足更高水准的服务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总是一心想就其雇主的事务形成他自己“明确的主见”的管家，就必定会缺乏所有优秀的从业者理当具备的一项根本性的素质，那就是忠诚。请不用误解我的意思；我所指的并非是那些平庸的雇主因为留不住高素质的专业人士为自己服务，因而抱怨员工们缺乏的那种盲目的“忠诚”。的确，我倒是最不会主张将自己的忠诚轻率地奉献给任何一位碰巧暂时雇用了你的绅士或淑女的那种人。然而，一个管家若是真想对于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或是任何人具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那就必须要在某个时刻停止无休止的找寻；就必须要有一个时刻，他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位雇主具备了所有我认为高贵而且可敬的品质。从此以后我将献身于为他提供服务的事业当中。”这才是一种明智的忠诚。这其中又有什么“有损尊严”的呢？你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来到一个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大事的位置上的，最好的办法无一例外就是要完全信任我们已经认定为明智而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将我们全副的精力都奉献给为他提供最好的服务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看像马歇尔先生或者莱恩先生这样的管家——两人无疑都是我们这一行里最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能够想象马歇尔先生会跟坎伯利勋爵就其最近调任外交部一事进行磋商吗？我们会因为莱恩先生并没有在伦纳德·格雷爵士每一次发表下院演讲前对其进行诘难的习惯，就对他减少了丝毫的敬佩之情吗？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的态度当中有什么“有损尊严”的地方，又有什么该受谴责之处呢？既如此，如果由于时移世易的缘故，达林顿勋爵当初的那些努力已经被证明是受到了误导、甚至可以说是愚蠢之举，我在任何意义上又有什么该当受到责备的地方呢？在我为爵爷服务的这几十年间，一直都是爵爷独自一人在判定是非、权衡利弊，做出决断并一以贯之，而我只是恰如其分地谨守本分，负责处理好我本职范围内的那些事务。就我的工作而言，我可以说已经鞠躬尽瘁、克尽厥职，确实做到了众人或许会认定为“第一流”的水准。如果爵爷的一生及其事业在今天看来，已经至多被当作是一种可悲的浪费，那也实在并非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为此而感到任何的遗憾或是羞惭的话，那可就真是违情悖理的苛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