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傍晚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第19/22页）

大家齐声回答：“晚安，先生。”我都快走出房间的时候，医生的声音又让我停在了门口。

“我说，老伙计，”他说道，我转过身，看到他仍旧站着。“明天一早我就要去一趟斯坦伯里。我很愿意把你捎到你停车的那个地方。省得你再走过去。我们还可以顺道从特德·哈达克的修车铺那儿买上一桶汽油。”

“那真是太感谢啦，”我说。“可我不希望给您增添任何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七点半你看可以吗？”

“您这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那好，就七点半了。请确保您的贵客在七点半前起床并且用完了早饭哦，泰勒太太。”然后又转向我补充道：“这样的话，我们终究还是可以谈一谈了。只是如此一来哈里就没办法心满意足地亲眼目睹我出乖露丑了。”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再一次互道晚安之后，我才终于能够上楼来到了我的这间避难所。

我确信我无须强调今晚由于大家对我个人那不幸的误解，使我感到多么地惶愧不安。我现在只能说的是，我实在也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适时地避免情势演变成那样；因为等我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的时候，事态已经进展到我若是把真相挑明势必会让所有人都大为难堪的程度。不管怎么说吧，这整件事虽说令人感到遗憾，倒也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我反正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这些人，而且应该再也不会碰到他们了。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看来也就没什么必要了。

不过，撇开那不幸的误解不谈，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件当中也许还真有一两个方面值得让人琢磨一番——即便仅仅是因为如不现在想想清楚，接下来的好几天里势必会让人心神不宁。比如说，哈里·史密斯先生对于“尊严”的本质所发表的看法。在他的那番陈述当中，当然并没有什么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诚然，我必须得允许哈里·史密斯先生对于“尊严”这个字眼的应用与我对它的理解是大为不同的。即便如此，即便是以他自己的阐释为准，他的那番陈述也肯定是太过理想化和理论化了，不值得认真对待。他的观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他的道理：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当中，人民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去思考国家大事、形成自己的观点。可是以真实的生活现状而言，你又怎么能指望普通的老百姓对五花八门的国家事务都有“明确的主见”呢——就像哈里·史密斯先生相当异想天开地宣称此地的村民所做的那样？对于老百姓有这样的期许非但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我也相当怀疑老百姓那方面果真会有这样的意愿。毕竟，寻常百姓的所学和所知都很有限，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对于国家的大是大非都能贡献“明确的主见”，这肯定是不明智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居然自作主张地以这方面的考量来界定个人的“尊严”，那肯定是荒诞不经的。

事有凑巧，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实例，我相信恰好可以充分说明哈里·史密斯先生的观点所包含的真确性的实际限度。这一实例又碰巧是我的亲身经历，是发生在战前大约一九三五年的一个小插曲。

我记得，某一天的深夜——已经过了午夜——爵爷打铃把我叫进了会客室，用完晚餐以后爵爷就一直在那儿款待三位贵宾。那天夜里，我自然是已经有好几次被叫进会客室添补酒水饮料了，而且这几次我都发现宾主正就某些重大的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就在我最后这次进入会客室的时候，宾主却都停下了话头，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时候爵爷道：

“请过来一下好吗，史蒂文斯？斯潘塞先生想跟你说句话。”

爵爷所说的那位绅士继续盯视了我一会儿，并没有改变他扶手椅里略显慵懒的坐姿。然后他才说：

“我的朋友，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我们有个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需要你的帮助。告诉我，你认为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债务状况是导致目前贸易低迷的关键性因素吗？抑或，你认为这只是个幌子，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我们放弃了货币的金本位？”

乍听之下，我自然是对这个问题有些吃惊，不过我很快也就明白了真实的状况；也就是说，很明显对方原本就期望我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的。的确，在我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想出该怎么回答的这一小会儿中间，我甚至刻意表现出一副苦思冥想的表情，因为我看到在座的那几位绅士正愉快地相视而笑。

“非常抱歉，先生，”我说，“可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对当时的状况心知肚明了，不过那几位绅士仍继续窃笑不已。然后斯潘塞先生又开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