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买剧场（第21/53页）

“但在我妹妹拿到医学学士学位之前，我必须继续在市政府服务。我在一九六八年结了婚，是岳父母催我成婚的。那时我在沙勿略工学院读夜校，倒是希望等到毕业之后再成家。我们是恋爱结婚的。”

他用了英文的“love match”，把两个词的发音紧紧连在一起，又把“love”说成跟“how”同韵，因此那两个词听起来像马拉塔语。

“我们属于不同种姓。那时我兼职做家教，她是我的学生之一。我们就是这样谈起恋爱的。”市政府小职员兼做家教这件事倒出乎我意料。“她过去就住在那边那套屋子里。”

从我们所在的大楼顶端，他抬手指向不远外的一簇绿树和屋顶：从这里看去，孟买是个一望无际的都市，但他一直在狭小、村落般的空间里来来去去。

“两边家庭都反对我们交往。双方种姓不同，不过差别不是那么大。种姓不是反对的理由。在我这边，家人不赞成自由恋爱，我们向来是由家长提亲。”也就是媒妁之合。“她那边也是一样。因此，我的丈人家——或者说，后来成为我丈人家的人——就逼我成婚。这婚姻又让我多了一个担子。

“为了减轻负担，我要太太辍学工作。她放弃学业，去做接线生。那是一份公职，在邦政府的秘书处。她的月薪在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卢比之间——卢比贬值之后，大约相当于九英镑。这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我们在一九七○年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太太有了服务工作，我也没那么为此担心。

“一九七二年，我妹妹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有一天十二点钟，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通过了考试，当天，我就辞职离开了市政府。我服务了八年——在那段时间，依照我父亲的意思，我妹妹为成为一名医生而求学。她当上医生那天，我就辞职了。我没有别的工作，但我还是辞职了。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太太的收入。她在邦政府秘书处的工作只是临时的，幸好她接着在市政府找到了接线生的工作。没想到我才一走，她就到了市政府。”

在市政府服务的后几年，拉欧提先生也参与湿婆军的活动。湿婆军已经崛起，开始游行，成为人们畏惧的对象。一九六八年，它在市政委员会赢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它倡议重划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边界。它发动罢工，使孟买停摆了四天。从南印度来的移民对湿婆军特别畏惧。而我们目前所在的郊区——看得到巴尔·撒克里住处附近的湿婆吉公园，也看得到当时拉欧提先生一家人还在其中一个房间居住的那栋双层公寓住宅——达达尔，正如拉欧提先生所说，是湿婆军带来地震的“震中”。

我自己对湿婆军那段早期历史也有一些记忆，不过，那是从另一边得到的印象。当时是一九六七年，湿婆军成立一年之后。当时，我正在一位祆教徒朋友家中做客。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提箱仔”，指的是大公司——通常是外商的分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当时印度工业尚未兴盛的日子里，提箱仔的工作不但稳定，甚至是崇高的。我认识的那个人娶了一位系出名门的印度教徒女子为妻。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对原本不受印度平日纷扰所影响的夫妻，如今却担心他们的“异族”婚姻会使他们两人受到当地湿婆军的暴力攻击。

那时是晚上，我们身在高处，往下看去是灯光，其中一些是贫民窟的淡黄灯火。我所理解的孟买开始改变：那些“穷人家”——下面那些人——正在获得个体性，开始主张他们在这个都市中应有的权利，虔诚（或是对处境的强烈不满，或是嫌恶）已不是行得通的因应之道。提到可能受到暴徒攻击时——一九六七年时他言辞中的激动，这次我也从那位年轻耆那教徒证券经纪人巴布的口中听到了——我认识的那个人说：“我尽量不去担心。我告诉自己，要是情况看起来不妙，就当作碰到了有点麻烦的车祸。”

一九六七年那个时候以及往后几年，湿婆军创始十八名成员之一的拉欧提先生就在市政府当一名小职员，月薪在八年之间从二百一十八卢比升到二百七十二卢比五十派沙㉑，上下班时搭乘拥挤的郊区火车，往来于上班的那栋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和他于其中出生、仍然住在同一房间的达达尔公寓住宅之间：那段日子里，他心中总是存在着对父亲的悼念，对妹妹的期望，还有自己未能成为军官、工程师以及后来没能进入印度海军而感受到的挫折，每天觉得在市政府的小职位——他的“服务”工作——只是一种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