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买剧场(第52/53页)

他现在过的是万众瞩目的公开生活。过着这种生活,他是否能够写诗?

他误解了这个问题。“我并不真的担心。我不期待受到赞美。”

“玛丽卡说你支持她出版那本书。”

他没有直接回应。“那是两种文化、两种背景之间的冲突。玛丽卡的母亲是传统的印度教徒。虽然她父亲是穆斯林,她接受的却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的文化。”

“你为她的书辩护。”

“她的书确实对我有害。我在外面有进步人士的形象,玛丽卡的描述损害了这个形象。但是,玛丽卡并没有错。我至今一直是安贝卡的信徒。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觉得玛丽卡有权利说出她对丈夫的看法。”

然后,不待我提出问题,而为了替自己做解释,他开始谈起我可能听到或想知道的有关他的事。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我开始在政坛上崛起。在那之前,我住在下层社会的坎提卜拉区。那边钱来得快。那地方是红灯区,充满无知、黑帮和残酷。那是个残酷的地方,对我有影响,对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冲击。当你年轻时,如果骨子硬、敢斗,你的精力可能把你带上好路或歪路。如果我没有特殊的过去,如果我不知道安贝卡的运动,我可能会成为黑社会的大人物,可能不会走入政治。由于我的成长经历,我整个人充满愤怒,受到一点点挑拨就会出手打斗。有几次几乎杀了人。我在孟买黑社会里无人不知。”

下午的时光已尽,黄昏就快降临。因为南德欧一直侃侃而谈,而且我还得等查鲁的翻译或总结,我们这番谈话花了不少时间。我累了。查鲁也累了。当天晚上他原本希望带太太去看来访的俄罗斯马戏团,这计划也泡汤了。我起身准备告辞,但南德欧不让我走。

他说:“你还没问到我私人方面的事情。”

接着,像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他毫不保留地说起别人关于他的、有时用来指责他的言论。

“我开出租车,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我找过妓女,干过种种坏事。现在我倒是太正常、太有教养了。”最后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甚至在结婚之后,我有时还会去找妓女。达利特黑豹党分裂时,我酒喝得很凶。我创立了黑豹党,后来他们却把我打入少数派。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到现在还觉得悲哀。”

“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失势?”

“我走在时代前面。我想把达利特的范畴扩大——包含所有被压迫者,而不只是不可触碰者。如果你真的要去除关于贱民不可触碰的规定,就必须走入主流。我想进入主流,所以我才会想扩大达利特的范畴。但达利特之中的反动分子却不想进入主流。他们的看法是,若要消除小群体情感,你自己就必须留在小群体里。就是这些人把我打入少数派的。”

还有他的疾病。他的病是在一九八一年得的,他最后的一本书也出版于那年。一路谈下来,他以冷静坦然的态度诉说他的生平和感受,而那位蓄浓髭、穿橘黄色长上衣(越看越像是某种宗教服装)的朋友则在一旁倾听,望着头顶和地板中间的地方,偶尔摇头表示赞同。现在,南德欧也以同样的态度谈他的病,仿佛他从自己的生命中抽离了出来,在一段距离之外观看着它。他不再期待褒奖或赞同:他说玛丽卡有权利出版那本令人颇有微词的书,仿佛他脑中从未想过另一个可能的反应:生气并且不许书出版。

他谈到自己过去的暴力倾向。现在他已经平静下来:这可能终究是因为他受到了周遭印度教文化的感染。

“安贝卡在达利特眼中代表了什么?”

“有一段时期,我们被当作动物看待。现在我们过着人的日子。这一切都归功于安贝卡。”

就像对这栋淡紫色墙壁略呈光泽、摆了白漆藤椅的屋子可以有更深的解读,同样的,对我抵达孟买那天早上在路旁耐心排长龙的黝黑男女,你也可以赋予他们更深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也呈现了那贫穷长久以来所孕育的残酷——他们是处在底层的人,心中充满情感。排着长龙的他们无意于政治诉求,只是在对他们所蒙受的厌弃表示厌弃。

印度通行的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等语言。

孟买当地的英文男性杂志。

意为“受压迫者”。

孟买的英语旧称。

聚居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的一个民族,擅长战斗与宣传印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