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禁锢（第15/31页）

我说：“以你的学术取向，你对印度教的真正了解可能比你祖父还多。”

普拉瓦斯说：“或许我更能用西方的词汇来解释它，但我不敢说我懂得比我祖父多。

“变迁是持续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期间，你只看得出一次变迁，因为一旦你看出变迁，变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因此，在过去五十年之间，我只看到两次变迁，不过它们是巨变，因为那是一段持续过程中的两三个高潮。下一次巨变将发生在我儿子那一代。转变必须历经一段时日，对越往后的时代，转变的过程历时越久。

“我儿子会在许多方面经历环境的巨大变迁。家庭、学校环境、就业市场，所有这些方面。我在还多少注重仪式的环境中长大，在我儿子的环境中仪式将不再重要。不过，纵使我儿子在仪式方面失去了更多，他还是不会完全失去根，他可以在同侪群体中找到生根的土壤。会有许多人跟他一样，整个社会正朝着那方向移动。

“在我这一代里，有些人知道我所谈到的食物禁忌等，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在日常环境里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过分依附以往所强调的根，你可能会没有根，变得像化石。至少在形式上，至少在风格上，你必须随着新潮流走，寻找新的根。越来越多印度人正在这样做。在一个时代之间，风格就会变成实质。你为了随波逐流而做的事——例如，对我父亲来说，穿长裤这件事——到了下一代就变成天经地义了。”

我想，他所谈的变迁可能在某方面类似于一两个时代之前发生在特立尼达印度社群的变迁。那社群是我的祖父辈移植过来的乡村印度，一个看似完整的世界，拥有它自己的语言、仪式和社会组织：一个在新世界的环境里——甚至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开始瓦解的印度。首先，语言消失，接着，人们不再重视和需要仪式（虽然人们早已不了解仪式的意义，仪式还是照常举行），最后只剩下群体意识、家庭和宗教关系，以及一个含糊的关于印度的印象——这个印象中的印度跟我们祖先大致上移植过来的印度非常不同（更有历史性，更加政治化）。

普拉瓦斯说：“对你来说，那变迁并没有颠覆性。”

我注意到“颠覆性”这一字眼。

他说：“那变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在的。在这里，变迁是渐进的。我四周都看得到变迁——我父亲、我弟弟、每个人都在转变。我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新事物了。”

此外（如果把普拉瓦斯的话进一步引申），印度的新时代与我们在远方的移民社群之间还有另一个基本差异。对脱离了印度土壤的社群的人来说，印度教神学变得深奥难懂（就像对先前受到印度教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的人，它也已经变得深奥难懂）。当时，许多人对这宗教信仰并没有全心投入，许多人完全抛弃了它。那是一个更为整体的文化流失的一部分，而那文化流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无论宗教仪式多么乏人问津，无论外表改变多少，那种情况都不会在印度发生。

普拉瓦斯说：“有一些基本原则将会留存下来。在个别行为方面——吃饭、睡觉等等——大家对细节都不会在意了。这些都会消失。但在集体记忆里，有一些河流将源源不绝。信仰以及信仰的表达方式是这些基本河流之一，尽管相关的细节会变得模糊。

“最近，电视上播出了根据《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拍成的连续剧。班加罗尔的大多数市井小民都没有实际读过这些史诗，他们没读过这些史诗的原文、英文版或任何文字的版本。这些史诗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反正它们就在那里。他们会知道主要角色和故事大纲，但他们不会知道详情，不会知道故事中的次要角色。不过，电视连续剧还是轰动一时。”

如今，普拉瓦斯必须面对现代印度生活的一切挫折。从他的描述中听起来，这些挫折类似外国访客所遭遇的挫折：搭飞机或火车的困难；拥挤危险的都市街道，恶臭的废气，连处理简单事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毕竟，工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问题易于应付——也是困难重重。

普拉瓦斯说：“有时甚至我自己也会感到绝望。要不是性格不合，恐怕我早就找上黑道了。”找黑道来摆平一些人，办好一些事。“在印度的街头可没有人遵守规矩。”那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普拉瓦斯骑小轮摩托车，他来见我的时候，总是像航天员那样戴着大头盔抵达。“你觉得有点像身处丛林，这可能影响你对更多事情的看法。这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实际上，生产力因此降低了。我的生产力远低于应该达到的程度。社会中的摩擦就跟机器里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