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禁锢（第25/31页）

有一阵子，我心里对这些人生起了同情。喇嘛还留在阳台上，他们向下看，仿佛想仔细瞧清那些散在各处等候的一小簇一小簇人群中的每个人。甚至当卜拉卡希再度开口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仍然是那默默无语的藏族人群中的一部分。

卜拉卡希说：“由于被邦主国王和封建君主统治了那么久，我们的老百姓对当权者的高位总是又敬又畏，但同时他们对高位也怀有一股憎恨。他们的心态有分歧的两面：一方面，他们希望身居高位的人有亲和感，平易近人，有同情心，慈悲为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权力就意味着场面、盛典、威严、贵族气派。这两面常常无法一致。

“以我自己来说，他们希望把我看作他们所认识的一位和善的乡下小律师——就像我在一九八三年拿下部长宝座之前的样子。但是，我身边必须有一群毕恭毕敬的官员，他们才会尊重我的权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我在班加罗尔宣誓保守机密、尽忠职守，成了部长。同一天，贝勒里发生了一场集体暴动——警察开枪，七人死亡，群众纵火打劫。当天晚上我立刻搭车赶了两百英里路前往贝勒里。到了那里我立刻接管局势，指挥警察分局长、贝勒里地方长官及其他官员。一天内我就把动乱控制了下来。

“当律师的时候，我有几个案子是由贝勒里地方长官审理的，那时候我称他为‘庭上’。当上部长后，情况转变，我可以指挥他了。一天内我就有所不同。如果我只是一名乡下律师，人家就不会喜欢我插手管事，情势也不可能平静下来。民主制度让我们这种人得以扮演新的角色。”

他的政府对部长的排场已经有所控制。在过去国大党执政的日子，排场大得多：警车开道护送、闪红灯警告其他车辆、鸣警笛等等。在那年头，人们不能随时跑到部长官邸去，他们必须先预约。

权力来自老百姓。老百姓是贫穷的，但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却令人如痴如醉。人家把你抬得多高，当你失去权力时，他们就把你摔得多重。因此，议员打从上任起就团团转，片刻都停不下来，活像南极大风雪中的一群企鹅，外围的几只急着要穿过密集在一起的大批同伴，钻到温暖的中央。地方报纸上充斥着政治人物起落的报道，显示邦内的政治运作在于一再结盟与重组。当议会中的多数无法确保时，议员的表决权就可以待价而沽，而且要卖几次都可以。最近（这是我从另一位政治人物那儿听来的），有十个很刁钻的议员索价每票十万卢比，相当于四千英镑。政府和反对党都必须筹款来应付这些开销，他们所用的筹款方式恐怕不无可议之处。

外来访客无法看透报纸上所报道的邦内政治运作。在不断结盟与重组的政治生态里，并没有原则或纲领，只有敌人或盟友：这是企鹅式的政治。发生于卡纳塔克邦的情况同样见诸其他邦。报纸上有许多专栏文章，你可以视若无睹，也可以全盘接受。政治的内情不是从人名就可以得知的，正如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不是把计算机程序死背下来就可以获得的。计算机程序可能被改变或弃用，政治人物可能会消失，或流动得很快。

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里竟然还有个政府在运作。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成长，积极做事的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最大的利益。从政治的疯狂争抢之中也出现了某种稳定性：或许自从印度有史以来，大多数人第一次觉得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人——有机会进入权力和钱财的温暖中心。

我们见面那天，卜拉卡希正陷于另一个危机中，报纸上不少篇幅在谈着这件事。我们走到招待所旁边铺了柏油的地方，那边有四五个嚼着槟榔、穿干净浅黄色手织布长衫和腰布的中年男子站在烈日下——离达赖喇嘛那群人的汽车及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稍微有点距离——等着卜拉卡希，他们好像在干着调皮的勾当。议员们被要求在那天签署一份忠诚声明，大家又演起穿上甘地式服装、表达正确立场的那出旧戏码。手织布过去是穷人的衣服，现在穷人已经不穿了，只有那些被穷人赋予权力的人会穿。

无论什么情况下的人，只要谈起昔日大公们的往事，都会带着敬意。班加罗尔市中心王宫公园三英里长的围墙也让人记起迈索尔邦旧时盛世的景象。那座王宫只是大公的夏宫。王宫位于公园很里面的地方，从马路上看不到。公园所在的那块土地单就地皮而言就非常值钱，现在公园本身陷入了法律纠纷，因此没有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