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师尊之影（第8/29页）

我问古特吉，为何在经历那件事之后他还继续留在行政管理署里。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对这件案子多尽点力。但这并未实现，我也开始明白行政体系已经腐败成性，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政客对某个案子有兴趣，一旦他们有利益的考虑，你就别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同样在一九七一年，安得拉邦有一整家人死于饥饿。事情发生在某个税区里，国会对此提出了质询，我被指派进行调查。后来区域行政官找上我，问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说那是由于饥饿致死。区域行政官——也是税务官——说：‘不行，不行，报告不能那样写。那样会引起骚动，会让外国新闻媒体有文章可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想到苦难，古特吉幽暗的眼睛又蒙上了泪影。“他们是一家穷人，男人先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糊口，没人拿食物给他们。接着妻子也饿死了，然后是几个孩子。他们是哈里真，表列种姓。这件案子从我手中被调走了。”

“你却说印度行政管理署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

“那倒是有的。我参与了干旱地区的行政措施，我们设法为干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我们挖井，引水灌溉。这算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不过我在这方面也碰到了麻烦，跟区域委员会有些问题。那是选举产生的单位，主任委员希望所有小型灌溉工程都由他的亲戚承包，而他这个亲戚再通过转包的方式赚钱。主任委员在政府里很有影响力，但我没帮他忙。他想羞辱我，传我到区域委员会列席。那一回，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很难得的情况。其他委员站在我这边，并且谴责主任委员不应该骚扰清廉的官员。”

纵使这样也没有挽回古特吉对行政公职的好感。话说回来，政治不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吗？行政公职不是更能发挥那种艺术？纯粹就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不是也有意改善，有意为人民服务吗？

古特吉不认为如此。他抱着最大的期许走上公职岗位，这些期许不能屈从于世故的考虑或妥协。他说：“我不是什么人的奴才，我听命的是法律，国家的宪法。我为何要听从某个腐败人士的指使？身为官员，如果你不能公正无私，那就应该下台。即使为了维持自尊，你都得让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差错。”

虽然远在南部，他还维持着跟卡布尔·辛格的联系。一九七四年，他正式宣誓信奉锡克教，举行了第十代师尊所设立的仪式：他饮用甘露，喝下用双刃剑将糖和水搅拌而成的圣浆。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举行过这项正式入教仪式。

古特吉说：“在那之前，我总是怀疑这项仪式的必要性。锡克教注重的是理念，外在的仪式一点都不重要。我一直遵守着所有的教义，但没有正式饮用过甘露。卡布尔·辛格教长说，为了公开表明信教，就必须举行这项正式仪式。”

实际仪式是他在旁遮普休假两个月时举行的，地点在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于一六九九年主持首次锡克入教礼的小城阿南德普。

古特吉说：“甘露是用阿里的剑搅拌的。”

这相当令人困惑。他指的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

没错。他说：“就是哈里发。”

这把剑如何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是如何传到师尊哥宾德·辛格手中的？

“是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送给他的。”

这样，古特吉所陈述的锡克教又有了一点伊斯兰教的成分，一个非印度教、非印度的层面，一种想跟信仰起源地隔开的意味。

“在安得拉邦那段期间，我继续研究锡克教。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第九代师尊殉难的文章。皇帝奥朗则布下令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将他斩首。接着我替《锡克教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

他在研究和写作上得到了妻子——“一个双学位毕业生”——的鼓励。他们一起造访南部的锡克教重要寺庙。“每年我们都会前往为了纪念第十代师尊而建的谒师所，他遗体火化的地点就在附近。”第十代师尊殁于一七○八年，据说是被他自己的一名穆斯林追随者所杀。当时师尊前往南部，在一场王位争战之中帮助皇帝奥朗则布的继承者，不过这段插曲有些暧昧。

一九七七年，当古特吉三十岁并在南部待了六年之后，他回到了旁遮普。他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还在甘地夫人的戒严时期，锡克政党也进行着反对戒严的活动。活动的据点在金庙。

“反对言论一直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自由。有吃有穿像动物一样过活也不错，但生命还有更多的层面。在印度，我们对政府和政治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应该可以为所欲为，就因为这样，每个人对任何违宪的事都可以容忍。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是法律。持这种态度则比较容易接受独裁。锡克教则认为只有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政府只是受命在公正的情况下管理人民的。我的锡克同胞奋起反对戒严时期的违法违宪行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