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逝的时光（2005—2006）（第8/18页）

“她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从前她一直偏爱芬妮，所以对她的失踪耿耿于怀。我们经常争吵，相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她对我十分冷漠，当我离开家时，心里只有欢乐和解脱。我以为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但几年前，她通过我父亲交给我一封信。没写寄信人。她说自己现在住在国外，但具体在哪儿没有说。这封信写得很凄美，像是在与我诀别。”

阿尔瓦摇了摇头。“我多么希望她能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说出这一切。当时，我简直恨透了人生。我认为，姐姐不见了，妈妈仍旧不爱我，那我肯定一文不值。我想成为值得被爱的人。”

她的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凑过去抱住了她。

“你还会再待一阵吗？”她在我耳边问。

望着她恳求的目光，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或许在她之前。

我试了两次，才在老板吃惊的语调中宣布了辞职的决定。第一次，我假装自己得了肺炎；但因为我从来不擅长撒谎，所以在第二通电话中，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再去上班了。我几乎没有考虑后果，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回复了诺拉那封充满爱意的邮件，告诉她我暂时没法再跟她见面了。她又给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我打电话、留言，但我都无动于衷。

短短几天内，我便给我从前的生活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自己和阿尔瓦会有怎样的未来，我只知道，这次我不能再让她溜走。我不想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悔恨终生。

“虽然万般不情愿，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遍：过去找不回来，也没法改变。”哥哥在电话那头说。

“谁说的，我就可以。”我说。

我坐在客厅里上了几小时网，才发现阿尔瓦竟然没在家。起初，我以为她在楼上陪罗曼诺夫，但我既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也没听到水龙头的响动。木屋的隔音效果并不好，往常这个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又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才上床睡觉。当时正值二月底，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清晨六点，我被一阵关门声惊醒了。后来我问阿尔瓦她去了哪儿，她只是耸耸肩，仿佛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她对园艺的热情令我惊讶。随着春天的到来，她常常会连着好几个钟头在外面拔蔬菜，或是给植物移栽和浇水。每次从花园里回来，她的指甲缝里都是黑泥，但她却高兴得很。木屋则是罗曼诺夫的王国，如果用一种声响来形容，那就是打字机缓慢但却孜孜不倦的咔嚓声。

有一天，罗曼诺夫突然拿起拐杖，说要跟我决斗。我也抓起一根他的拐杖，跟他比画了一阵。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就是：‘他曾是个孩子，但他也曾是个男人。’”

这场决斗显然让他筋疲力尽，他坐到椅子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尤勒斯，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啊？”

“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

“对不起，节哀顺变。”

我摆了摆手，反问道：“您的父母呢？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说起了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女作家，出身彼得堡世家。“她喜欢德国文学和德语，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德国童话。我的父亲则家境一般，他的老家在叶卡捷琳堡附近。这个爱做梦的农民，脑子里全是各种伟大的商业方案，却从没成功实现过。十月革命前夕，年幼的他随家人逃亡到了国外。他在美国认识了我母亲，后来我们一家搬到荷兰定居。再后来，他还是自杀了。”

我看向他。

“因为失败，”他说，“他又搞垮了一家公司，害得我们一家生路渺茫，彻底露宿街头了。这都是他的错，所以他开枪自杀了。有些亲戚觉得这是懦弱的表现，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宿命。”他看着我说，“儿子总和母亲亲密无间，却在暗中观察自己的父亲，对他既尊敬又怀疑，还会拿自己跟他比较。我一生都在思考他的故事。”

“我几乎不了解我的父亲，”我说，“我常常问自己，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我们会经常联系吗？还是早已形同路人了？我好想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以成人对成人的方式谈天说地。但这一切都不存在，对话、微妙的瞬间、父子关系。直到二十岁时，我才发现自己刮胡子的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我和室友一起去洗澡。沿着下巴往上刮，他说。而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在罗曼诺夫身旁坐下。他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您是个好人，尤勒斯。我相信您的父亲如果还在世，肯定会喜欢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