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围城（第8/12页）

南森·谢泼德为了消磨时间，在城市里一直漫步：“唉，找一个出逃的机会！人非常想把自己的听觉、视觉和理解力增加一百倍，想去什么地方，一下子就能到，不错过一点儿值得感知的东西。”他对遇到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感到烦恼——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成是间谍。一天傍晚，他和另外两个美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用外语谈话。

他写道，最糟的是这种神经过敏，没事儿找事儿。

就是这种难以容忍的紧张，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让人窒息，这种情绪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人。人们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会发生什么，而且随时都会发生，这给人的整个生命一种非现实感。

傍晚大街上的沉闷难以想象，伦敦《每日新闻》的记者拉伯奇尔写道。路灯只许亮三分之一，饭店也只允许使用一半的汽灯。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失眠。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名叫罗伯特·希贝特的美国医生，来巴黎本打算进医学院听课，但赶上医学院在紧急状态下关门。他发现自己患上了失眠症，而且听说许多人都有此病。最糟的是炮击，“炮击对人的神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许多夜晚他都无法入睡，连一个小时也睡不着。

美国医学生玛丽·普特南说，她的优势是有一些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她集中注意力在学业上，并在爱心医院照顾病人和伤员。越来越少的食品供应、不方便对她影响相对都不大，她也不想离开。

她住在一个法国人的家里，他们善解人意，有文化，有见地。她很喜欢有他们相伴。她把自己唯一的心事压在心底。她爱上了另一位医学生，是法国人，他们订婚了，但是他得去前线服役。她没有抱怨，也不多想，她得全身心投入到她的论文中去，年底得完成。她的论文题目是《天然脂肪与脂肪酸》。这是她要成为第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美国女学生的最后一关。

她在围城的前夜写信给母亲说：“战争不可能会持续到12月。如果那时学校重新开放了，我就什么都有了。”她曾申请去美国急救站工作，但被告知志愿者太多了，职位不够。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疾病越来越多，特别是天花。在围城的第一周，有158人死于天花；到第四周这个数字上升到200人；第八周419人死于这种病。经过两个月的围城，让巴黎成为不夜城的汽灯没有燃料了，食品和木柴也缺乏。命令传来，原来亮三分之一的路灯，现在只能亮六分之一了。

随着夜幕降临得越来越早，而且黑暗也越来越重。沃什波恩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他在格里纳的家和童年时在缅因州表现出来的坚忍。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是父亲86岁的生日，就在不久之前，父亲和利沃摩尔最后的居民都离开了。他写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呀，他们智慧、高尚、荣耀、节俭，他们身上有新英格兰最好的性格……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被包围的城市里，在这漫漫的忧郁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他们所有的人……

对于巴黎人来说，只要阳光灿烂，像11月20日这样的天气，他们就大批地到街上去散步。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他们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南森·谢泼德注意到：“阳光刚好让人感到舒适，气氛很好。”他在人们的脸上没看到什么沮丧，“相反，在11月的阳光照射下，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满足和惬意。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幅自我欢乐的图画”。皮鞋擦得锃亮，孩子们活蹦乱跳。在一个广场音乐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表演得很不错。人们送给她的不是一束鲜花，而是一大块奶酪。这让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同时，布洛涅森林里的牛羊基本见不到了，马肉成了巴黎人的主食。大家都知道情况还会更糟。“他们就要到在格里纳矿井里叫做硬底层的时候了。”沃什波恩指的是矿井无法钻下去的部分。

由于德军指挥官还给他特权，让他通过外交邮袋能收到外部的消息。因此，巴黎除了美国使馆之外，别的地方没有外面的报纸。他也送出写好的通讯，觉得有责任报告他所知道的尽可能准确的情况。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出去看看外面发生的事情，希望可以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判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巴黎能有什么反应呢？法国人似乎让人捉摸不透，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矛盾。他在11月的最后一周记录道：“一个贫穷的市政府，没有警察，没有组织，巴黎却从来没有过这么安祥，犯罪率如此之低……”

激进的政治党派又开始“兴奋起来”了。他写道：“饥饿和寒冷起作用了。”他向华盛顿汇报说，不管情况怎样，没人知道再有多久情况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