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森·代达罗斯(第6/13页)
“你不是。”他央求说,轻轻地摇了我一下。
但我跳上了汽车。门框上镶着硬邦邦的橡皮的汽车门砰地自动关上了,这声音在我听来有些过于合适,是你在小说中不会采用的那种象征手法。这声音突然使我回想起在花园举行的拳击比赛。我弟弟和我一年一次在那里用我们的零钱互相赌博,轮流压在白人选手或黑人选手身上,而祖克曼大夫则向观众中间少数几个熟人招手问好,有一次,其中有个迈耶·埃伦斯坦的牙医,他是本市第一个犹太人市长。我听到的是在使劲猛击一拳之后发出的令人心惊肉跳的砰的一声,是被击昏的重量级选手倒在帆布拳击台上的声音。我从车窗中往外向我父亲挥手告别时所看到的,却是我的穿戴整齐漂亮、身材矮小的父亲——他为了我这次来探望他们,特地穿了一件新的开汽车穿的宽松短大衣,颜色同咖啡色的裤子和方格鸭舌帽相配,当然还戴着银边眼镜,还留着我躺在摇篮的时候曾经想揪的细细的小胡子,我看到的是我的神情茫然的父亲,独自站在曾经是我们天堂的公园旁的黑下来的街角上,想着他自己和全体犹太人都因为我的不可解释的背叛而无缘无故地遭到了玷污和危害。
这还没有完。他实在不放心,因此在几天之后,不顾我母亲的反对,在同我的弟弟通了一次不愉快的电话以后,决定求见也许是仅次于本市最受敬重的犹太人埃伦斯坦市长和乔基姆·普林兹拉比的利奥波德·瓦普特法官,尽管我的弟弟从伊萨卡警告他,要是这事被我发觉,我是不会高兴的。
我家在一九〇〇年从东欧来到本市的血汗工厂区附近的贫民窟,在这之前十年左右,瓦普特就已生在那个贫民窟里一个从加利西亚来的犹太人家庭。我的父亲仍记得有一次有一帮爱尔兰小流氓寻他这个七岁犹太小孩子开心,把他扔到空中又接住,还是瓦普特家的一个兄弟把他救了出来,这很可能就是这位未来法学家本人。我在童年时代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个故事,那往往是我们开车经过克林顿大道风景如画的花园和那幢有塔楼的石头房子的时候,瓦普特就同一个独身的女儿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他女儿是瓦萨学院第一批受到信基督教的教师敬重的犹太学生之一,他妻子则是一家百货公司的女继承人,她的慈善活动使她娘家的姓氏在埃塞克斯县的犹太人中间同原来在家乡查尔斯顿一样有名。由于瓦普特夫妇在声望和权威方面所占据的地位不亚于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在我们家所占的地位,我在幼年时常常想象她穿戴着罗斯福夫人那样老太太式的帽子和衣服到处奔走,而且用一口第一夫人的令人敬畏的英国腔说话,这在一个犹太妇女身上是有些不伦不类的。我没有想到,她从南卡罗来纳州来,居然也可能是地道的犹太人。她读了我的小说以后对我的印象也正是如此。
要去求见法官,我父亲得先找我们家一位阔亲戚,他是一位律师,住在城外,曾任陆军上校,为法官在纽瓦克的会堂担任过几年会长。特迪舅舅以前已经帮助过他一次去见法官,那是很久以前,我父亲突发奇想,认为我应该是瓦普特每年写信向大学招生办公室推荐的五个青年之一,据说,他的推荐信是百试百灵的。为了去见瓦普特法官,我得在大白天穿一套蓝色衣服坐公共汽车去,在四角广场(我们本市的时报广场)下车后一路挤过市场街上的摩肩接踵的顾客,我总觉得他们在这个时刻看到我穿着我仅有的一套整齐衣服在街上走一定感到十分奇怪。我要在埃塞克斯县法院他的“议事厅”经他面试,这个称呼我母亲在前一个星期曾经频繁地、肃然起敬地在电话中传给亲戚听,也许这就是我在穿好那套蓝色衣服,扣上纽扣之前,七次到洗澡间去小便的原因。
特迪在前一夜打电话来,给我指点一下我的行为举止。因此我才穿了那套衣服和父亲的黑丝袜——得用他的一副袜带提起来——带上有我名字缩写的公文皮包,那是我放在壁柜里面从来不拿出来用的小学毕业礼物。在这只光洁的皮包里,我放了我在上一年为国际关系课写的关于贝尔福宣言(6)的十张打印稿。
我按照指示,马上“开腔”,拿出论文来给法官看。使我放心的是,他的“议事厅”结果只是一间屋子,不是十间,而且这间屋子并不比我们中学校长办公室堂皇。这位皮肤晒得黑黑的、乐呵呵的胖法官也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满头白发。他虽然没有我父亲那么矮小,仍足足比进了法院就见到的亚伯拉罕·林肯铜像矮一个头。他看上去比我自己老是发愁的父亲要年轻,更没有他那么严肃。他以高尔夫球好手见称,大概正要去打球,或者就是刚打完球回来;我后来只好这样来解释他的斜方块花袜子。但是在他往皮椅背上一靠,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初眼见到那双花袜子不免吃了一惊。好像他倒是那个乳臭未干、没有见过世面的申请人,而把我父亲的袜带像止血一样拉得紧紧的我才是法官似的。“可不可以暂时把这篇论文留在我这里,内森?”他问道,面带笑容地翻阅着我的注满了“见所引著作”和“出处同上”的文稿。“我想带回去给我太太看一看。”接着就开始了问话。我根据特迪的建议,前一晚早已有所准备,通读了《美国宪法》、《独立宣言》、纽瓦克《新闻晚报》的社论版。杜鲁门内阁的名单和国会两院两党领袖我当然早已熟记,虽然在上床之前我还向母亲高声背诵了一遍,这完全是为了使她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