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孟森（第9/11页）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