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27/35页）

他站起来，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前进，那里天花板上吊着电线。我们走进房屋后的一间小室里。房屋的窗口朝向玛丽勒本火车站的铁路。

“两边挺迷人的。”拉赫曼对我说，“是吗？老兄。”

接着，我们又回到靠摄政王公园这边的房子里。

他又坐在行军床上，打开黑公文包，拿出两个用锡纸包的三明治，给了我一个。我坐在地板上，面对着他。

“我想让这间房子保留这状态，最终我搬到这里住……”

他咬了一口三明治。我想起玻璃纸包的衣服。现在他穿在身上的衣服已弄皱了，还掉了一个纽扣，皮鞋还沾着泥巴。虽然他这个人这么怪僻，这么害怕肮脏，这么顽强地与细菌斗争，但是有些日子，却会使人感到他似乎半途而废，渐渐变成流浪汉。

他吃完了三明治，躺在行军床上。他伸长手臂，在地上的黑公文包里摸什么东西，他掏出那串钥匙，取下一把。

“喏！……您拿着……一个小时后叫醒我。您可以去摄政王公园里溜达溜达。”

他转过身，面对着墙壁，长吁一声。

“我劝您参观一下动物园，就在附近。”

我在窗前的阳光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接着听见他睡着了。

*

一天夜里，雅克丽娜和我回到切普斯陶别墅。这时，林达的门下又透出一丝光线。里面又演奏着牙买加乐曲，一直到很迟，印度大麻的烟味弥漫整个套间，就像我们刚住进这里的那些日子一样。

彼得·拉赫曼在多尔芬广场附近的单身公寓里举行晚会，林达拉我们去参加。泰晤士河岸上，多尔芬广场四周有一大片楼房。我们又碰见迈克尔·莎宛德拉，他曾离开伦敦去巴黎找制片人。皮埃尔·鲁斯堂读过这部电影剧本，对它感兴趣。皮埃尔·鲁斯堂，这个未曾谋面的名字至今仍飘留在我的记忆里，名字的音节给人留下的印象，如同人们二十岁时听到的所有名字一样，一听就能记下。三教九流的人参加拉赫曼的晚会。几个月之后，一阵凉风将带着新的流行歌曲和花花绿绿的奇装怪服，侵入伦敦。那几夜，在多尔芬广场，我好像觉得和我交错而过的一些人将成为这座城市的明星，他们将一下子给城市带来青春。

我早晨不再写作，改在子夜后写。我并不想利用寂静和安宁，只是想推迟工作的时间，每次我都能成功地战胜惰性。我选择这一时间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害怕我们刚来伦敦那些日子常感到的不安又卷土重来。

雅克丽娜肯定也一样感觉到不安，不过她需要周围有人、有声音。

子夜，她和林达离开套房。

她们去参加拉赫曼的晚会或到诺汀希尔偏僻的地方。在拉赫曼家里我们认识了许多人，他们邀请我们。首次在伦敦——莎宛德拉说——人们不再感到在外省，空气中似乎有电流。

我记得我们最后几次散步，我陪她到多尔芬广场拉赫曼家里，我不愿意上楼，不愿意混杂在这些宾客之中。但想到独自一人回到房间，又有点害怕。我还得在白纸上码字词，没有别的选择。

那几天晚上，我们要出租车司机停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前，从那里我们穿过品里廓几条街道，步行到泰晤士河。那是七月，天气炎热难熬。但每次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的栅栏，一阵微风夹着女贞树和椴树的花香向我们吹来。

我在大门和她分手。在月光下多尔芬广场一带的楼群显出清晰的轮廓。人行道上投下树影，树叶静止不动，没有一丝风。泰晤士河岸边，码头的另一端，驳船上有一家酒家，高高的招牌闪闪发光。迎宾生站在浮桥上的入口，但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人走进酒家。我看着这位迎宾生，他的制服里似乎凝固着一个纹丝不动的木偶。这时节，车子不再经过码头。我终于到达宁静但悲怆的仲夏。

我回到切普斯陶别墅，躺在床上写作，然后，我熄了灯，在黑暗中等候着她。

她总是一人在清早三点回来，近来，林达又失踪了。

她轻轻地打开门，我假装睡觉。

随后，过了一些日子，我熬夜到黎明。我再也听不见她在楼梯口的脚步声。

*

昨天，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星期六，我乘坐地铁从意大利广场回家。我是去一个商店——好像这个商店的东西比较齐全——找电影录像带。很久以来我没有来过意大利广场，它变化真大，周围建起许多摩天大厦。

在地铁车厢里，我站在门边，一位女人坐在里面座位上，在我的左边。我注视着她，她戴着太阳镜，下巴系着一条方围巾，穿着一件本色的旧雨衣。我认出她是雅克丽娜。架空铁道沿着奥古斯特—布朗基林荫大道的上空向前伸展。在日光的映照下，我好像觉得她的脸庞清瘦了许多，我认出她的嘴巴和鼻子的轮廓。正是她！我越来越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