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1/29页）

我得抓紧时间了。我又洗了洗脸，并穿好衣服。我穿了件黑白相间的白领毛衣，因为迈克尔喜欢它，而晚饭以前我已不可能有时间再换衣服了。我匆匆赶往食品店和肉店。购买食品为迈克尔做饭是一大乐趣，感官上的乐趣，就像烹饪本身一样。我想像着面包层里夹着肉和蛋，用文火炖就的酸乳酪洋葱蘑菇，色味俱佳的琥珀高汤。一边想一边设计这顿饭，包括烹调中的各道程序，以及配量、火候和咸淡等等。我还想像自己把菜肴端出摆上了桌子，然后又记起小牛肉必须经过敲打，这事现在就得做，因为时间拖迟了会吵醒简纳特。我于是把小牛肉敲扁，用纸包好放过一边。这时时间已九点。我身上带的钱不够了，只得乘公共汽车，而不是出租车。剩下还有十五分钟时间。我赶紧打扫好房间，整理好床，换下昨晚弄脏了的床单。当我拉下床单并把它扔进洗衣篮时，我注意到上面有一点血迹。该不是又来月经了吧？我赶紧检查日子，意识到今天正是来例假的日子。我突然感到一阵疲惫和恼怒。每当来例假，我都会徒生这种感情。（我想，如果我不选择今天把自己的感觉写下来，情况也许会好些，但我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我没有预先计划过；我把经期给忘了。我觉得天生的羞耻心与谦逊都是不诚实的表示，作为一个作家不应有这种感情。）我往阴道里塞了卫生棉条，然后便下了楼；这时我又突然想起应另外带上一些卫生棉条在身边。我要迟到了。我把卫生棉条塞进手提包，并把它们压在一块手帕底下；我心里越发恼火了。但在出发以前，我必须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在办公室里使性子的。我最好直接搭出租车过去——这样就仍有十分钟时间可供自己支配。我在一张大椅子里坐了下来，企图放松一下神经，思索着放松自己的方法。我太紧张了。窗台上有五盆卷须植物和一盆我叫不出名字的浅绿色蔓生植物。我把这六盆花搬进厨房，一一浸入盛有水的脸盆中，一边观察脸盆里的水逐渐变浅，空气从水中排出，水泡儿一圈圈往上冒。植物的叶子因淋了水而闪闪发光。黑色的泥土散发出湿润的植物的清香。我心情好了一些。我把花盆搬回窗台，把它们放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这时我才一把抓过外衣跑下楼去。从摩莉的门前经过时，发现她仍穿着睡衣好像还没有睡够。“干嘛这样风风火火的？”她问。我大声回话：“我要迟到了！”她那懒懒散散、从容不迫的声音与我的紧张急促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赶到公共汽车站时，却并没有见到出租车。雨开始下了，一辆公共汽车正好开过，我于是就上去了。我的长统袜上溅了点泥水；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换下来——迈克尔很注意这类细节。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感到肚子有点胀。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最初的疼痛很轻微，那过一两天就没事了；跟其他女子相比，我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大，又何必那么怨气冲天呢？比方说摩莉，这五六年来，她一直嘀嘀咕咕在抱怨自己的痛苦，但又总是乐呵呵的。我发现我脑中又在牵挂这令人厌倦的种种事务了——即当天不得不做的工作，眼下也就是办公室里的那些事。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萦绕着刚才的许多念头，尤其是那些与月经有关的种种思想，并决心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对我来说，月经仅仅意味着一种定期出现的情绪状态，没有别的特殊意义。但我知道，一旦写下“血”这个字眼，它就能给人带来某种错觉，连我自己读着这个刚刚写出的字时，心情也是如此。在我动笔以前，我就开始怀疑这一天的写作会有什么价值。我意识到，此时我正在考虑文学的风格或技巧的问题。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6)写他的人物在排便，这就让人大为震惊。不过，他的原意是想让词语失去震憾力。最近我读到过一篇文章，那作者说他一读到某个女子在排便就感到恶心。这我不爱听，当然，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见到一个具有浪漫意味的女性形象被写得毫无浪漫可言。他的话毕竟还是对的。我意识到，从本质上说，这并不属于文学的问题。比如说，当摩莉乐呵呵地对我大声说“我来了月经”时，我就马上得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感，尽管我们都是女人。我开始想到的是那种可能出现的难闻的气味。一想到自己对摩莉所作的反应，我便忘了写作应讲究真实这一原则（即真实地表现某个人），并开始担忧我身上是不是有难闻的气味。这是我惟一讨厌的气味。我喜欢性交、汗水、皮肤或头发的气味，但惟有这令人难以捉摸的、实质上具有陈腐气息的经血的气味，是我所憎恨并厌恶的。这是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气息，它好像来自外界，而不是我自己。但我却得连续花上两天时间来承受这来自外界的东西——一种从我自己身上流出的气味。我认识到，如果我的意识不那么敏感，我脑子里也就不会出现所有这些想法。我对月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认识，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待它就像日常的洗濯一样。但是，一想到我得把它写下来，就不免打破了这种平衡，扼杀了事情的本质。我于是不再去想有关月经的事，并拿定主意，等我一赶到办公室，就先去盥洗室洗一洗，以确保身上不留下那种气味。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即将跟布特同志发生的争论；我讥诮地称他为布特同志，正如他讥诮地称我为安娜同志一样。上周因某件事我对他大为光火，我说：“布特同志，假如你我碰巧都是俄国共产党人，你有可能早几年就把我给枪决了，这你想过吗？”“不错，安娜同志，我看绝对有这个可能。”（在这一时期，这个特殊的笑话在党内一直十分流行。）杰克那时就戴着眼镜坐在那儿，朝我们笑。他很喜欢看我跟布特争吵。约翰·布特走开以后，杰克说：“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考虑过：你同样也有可能成为下令处决约翰·布特的那个人。”他这话好像来自我的某次噩梦。为了驱除它的阴影，我揶揄说：“亲爱的杰克，我本质上只能成为被人枪决的那种人——按传统，我只能充当那种角色。”“别把话说绝对化了，如果你了解三十年代的约翰·布特，你就不会轻易把他当做官僚主义的刽子手来看待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那关键在哪里呢？”“斯大林死了已将近一年，但一切都没有变化。”“已经变化了很多。”“他们是在打开监狱放人，但对于他们的那种做法，却一点也没有加以改变。”“他们正考虑修改法律。”“法律制度可以变来变去，但改变不了它的基本精神。我所指的正是这种精神。”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很有可能，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了。”他温和地审视着我。我经常诧异，这种温和，这种有可能使我们如此交谈的公正态度，是不是他分裂人格的表征呢？大多数人都会偶尔背叛一下他们自己，也许这正是某种超越自我的力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杰克是党内惟一一个我可以与之作这种交谈的人。几星期以前，我告诉他我正打算退党，他用滑稽的口吻回答我：“我入党已有三十年了，有时我想，如果说在我们认识的数以千计的人当中还有人愿意留在党内的话，这人就是我和约翰·布特了。”“你这是批评党呢，还是批评那退党的数以千计的人？”“自然是那退党的数以千计的人。”他哈哈大笑着说。昨天他说：“这样吧，安娜，如果你打算退党，请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因为你很有用处，我需要时间找人代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