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1)（第14/26页）

尽管拉尔夫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孩子，但他还是决定陪我一同去。我还以为他是想建立一些往来关系，顺便弄些代销的货物。但后来我发现，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是想把妻子交给他们，自己再也不回来了。我辞别了朋友们，和里德小姐相互交换了山盟海誓，我乘船离开了费城，船却在纽卡斯尔抛锚了。州长的确在那里，但是当我到了他的住处，他的秘书再次出现，只带来了世界上最客气的留言：那时州长不能见我，因为有相当重要的公务在身，但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还衷心祝我旅途顺利，早日归来，等等之类。我很迷惑地回到了船上，却还是没有怀疑州长。

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费城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和他的儿子也和我们搭同一艘船，还有一位商人教友德纳姆先生，以及马里兰一家铁厂的两个老板，奥尼恩先生和罗素先生，他们包了头等舱。因此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去三等舱了，船上没有人认识我们，只当我们是一般人。但是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叫詹姆斯，后来当了州长）从纽卡斯尔回到了费城，老汉密尔顿为给一艘被扣押的船辩护而被人用重金叫回去了。在我们起航之前，富兰奇上校上船了，还对我十分尊重。这下我和我的朋友拉尔夫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其他绅士都邀请我们去头等舱，现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了。因此，我们搬入了头等舱。

我知道富兰奇上校把州长的急件带上了船，就问船长要那些转交给我的信件。他说所有信件都一起放进了袋子里，一时拿不到，但我们在英格兰着陆前，我应该有机会把它们拿出来。我对此回答当时较满意，我们的旅途继续着。在舱里我们相处融洽，额外还有汉密尔顿先生丰盛的食物储备，所以过得很是舒适自在。在此期间我和德纳姆先生之间建立起了友谊，直至他生命的尽头。要不是这些因素，旅途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天气恶劣的时候实在太多。

当我们驶入海峡的时候，船长遵守诺言，让我有机会从包里面找出州长给我的信件。要转交给我的信，我一封都没找到。我挑出六七封信，笔迹很像是那些他许诺要给我的信件，尤其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商巴斯吉的，还有一封是给某个文具商的。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抵达伦敦。我先拜访了文具商，他离我所在的地方最近，并递上基思州长的信件。“我不认识这么一个人，”他说，但拆开了信封，“哦！这是里德斯登的来信。我最近发现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我要和他断绝往来，也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信件。”这样，他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身去接待顾客了。当发现那不是州长写的信时，我很惊讶。在回忆和对比过先后的情况之后，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向他说了一遍。他让我知道了州长的为人。他告诉我基思是不可能给我写信的，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他的。他得知基思允诺会给我汇信用证，便笑了起来，他根本就没什么信用。当我担心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时，他建议我找个本行的工作先干着。“在这里的印刷行里，”他说，“你会得到提升，到时候回到美国，你更有资历自己开店。”

我们两个和那个文具商都偶然得知，那个律师里德斯登也是无赖。他怂恿里德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差点儿毁了里德先生。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一个不利于汉密尔顿的密谋（假定那时他和我们一起过来了）；其中基思和里德斯登有瓜葛。德纳姆是汉密尔顿的一个朋友，他认为应该告诉汉密尔顿。不久以后他来到英国，一方面是出于对基思和里德斯登恶行的憎恨，另一方面出于对他的好意，我去拜访了他，把信交给了他。他热诚地感谢了我，这信息对他很重要。自那时起他就成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友谊后来很多次都帮助了我。

但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一个州长耍如此卑劣的花招，竟忍心欺骗这么个可怜单纯的孩子？这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他想取悦每一个人。没什么好给的，就都许下空口诺言。除此之外，他倒是个聪慧、明达之人，对百姓来说他是个好州长。但对于他的选民，那些领主来说，他并不好。因为他常常不听他们的指令。我们好几条最好的法令都是他起草的，并在他任职期间通过了。

拉尔夫和我是形影不离的同伴。我们一同住在小不列颠，每周的租金是三先令六便士——我们能支付的最多的租金。他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都很贫穷，无法资助他。现在他才让我知道了他想留在伦敦，再也不回去的打算。他没带钱，他收集的所有钱都拿去做路费了。我有十五块西班牙金币，所以有时他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会向我借。起初他一心想到摄影室工作，自认为有做演员的资历。但是他应聘的工作的老板威尔克斯，坦诚地建议他别想做这份工作了，因为他不可能成功。然后他向罗伯特（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提议：他每周给《旁观者》之类的刊物写一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条件，但罗伯特没有答应这些条件。然后他就尽力给作家、出版商或者律师抄写东西，但也找不到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