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11（第12/13页）

光读历史书还不够。现在，我得阅读重要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如何影响大西洋彼岸的对手，或者如何受到大西洋彼岸的对手的影响。当然，叶芝有美国关系和影响；当然，圣三一学院的埃德蒙·道登属于首批支持沃尔特·惠特曼的欧洲人。但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要说什么？在我经历所有的困难后，会有人来听吗？

我还有其他发现。我走上了一条远离美国超验主义和爱尔兰文学复兴的道路，这儿有关于爱尔兰人在修建伊利运河、联合太平洋铁路时，以及在美国内战中劈山挖土、战斗歌唱的报道。爱尔兰人经常与自己的兄弟和表兄弟立场对立，彼此争斗。不论哪儿发生战争，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爱尔兰人。即使在爱尔兰，情况也是如此。在利默里克上学时，我们不断听到那个关于爱尔兰人在撒克逊人统治之下遭受苦难的令人伤心的漫长故事，但是几乎没有听到有关爱尔兰人在美国修路、战斗和歌唱的事。现在，我阅读关于美国的爱尔兰音乐、美国政界的爱尔兰实权人物和天才、“战斗六十九”的英勇事迹，以及为约翰·肯尼迪打开椭圆形办公室大门的爱尔兰民众的书籍。我阅读关于卑鄙的美国佬如何在新英格兰全境歧视爱尔兰人，以及爱尔兰人如何还击并成为市长、州长和党魁的故事。

我用单独的一摞索引卡记录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故事。这摞卡片越积越多，高度超过了关于文学关系的那摞。这足以让我在午饭时间远离小酒馆，足以让我无法从事本应从事的关于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我能改换博士论文题目吗？圣三一学院会允许我描述爱尔兰人在美国某些方面，例如政治、音乐、军事和娱乐领域的表现吗？

沃尔顿教授说在英语系，那不可能。我似乎偏离原来的方向而倾向了历史，那需要得到历史系的批准，而他对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没有历史方面的教育背景。我在圣三一学院已经待了一年，只剩下一年时间让我完成关于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教授说一个人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自己的方向。

我怎么能告诉在纽约的妻子，我浪费了一年时间来探究爱尔兰-美国历史上的沟渠和铁路路基呢？我本应在这段时间里扩充文学知识。

我继续待在都柏林，做一些让论文成形的无用功。如果我到小酒馆吃午饭，用一杯啤酒让自己头脑清醒，那一定会有一种洞察力和灵光一现，一定会。我的钱都花在了酒吧。啤酒回来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坐在圣斯蒂芬公园的长椅上偷看都柏林的办公室女郎。她们会和我一起私奔到科尼岛、法罗克卫和长岛东端的汉普顿地区吗？

我看着池塘里的鸭子，心里很羡慕。它们在世上要做的就是嘎嘎叫着，在水里游泳，以及张开嘴巴吃东西。它们不用担心那要我命的博士论文。我如何陷入了这场困境？我为什么要陷入这场困境？上帝！我本可以感激自己的命运，在纽约每天上五个班的课，回家，喝杯啤酒，看场电影，读本书，对着妻子柔情细语，然后上床睡觉。

噢，但是不能这样。来自利默里克小巷的骄傲的小弗兰克要努力超越自己的地位，在社会阶梯上攀爬，和更高阶层的人们、圣三一学院的上流人士交往。

弗兰克，这就是你那微不足道的远大理想的下场。为什么你不跑到街上给自己买一条圣三一学院的围巾？看看那是否会振奋你的精神，帮助你撰写那部关于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伟大的原创作品。

有一个叫“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活动。我试了一下，但是有什么需要振作的呢？

在都柏林的第二年慢慢溜走。我在那儿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没有那种个性或者自信去挤进一个团体，成为年轻人中的一员，买一整块三明治，说一些你在爱尔兰小酒馆里应该听到的风趣幽默的话。

我坐在图书馆里，给我那堆小山似的索引卡添加材料，喝酒让我的头脑更加糊涂。我沿着这座城市长时间地散步，从这条街上，从那条街下。我遇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新教徒。我们上了床。她爱上了我，而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都柏林的街道上游荡，寻找那扇门。我认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个让外地人和旅行者进入的门。在纽约，对我来说，那就是学校、酒吧和友谊。但现在对我来说，都柏林没有门。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想纽约了，就是这个让我浑身不舒服。起初，我抵制这种情绪。走开！别烦我！我爱都柏林。看看这历史，每一条街道都充满过去的痕迹。小时候在利默里克，我就梦想着都柏林。是的，但是，是的，但是是的，正如帕·基廷姨父所言：你都快四十了，所以，要么干完，要么就让别人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