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11（第11/13页）

亨利问我左边那个年轻女子艾尔玛，她对我有什么看法。当她替我推拿肩膀并说她感受到了力量时，我吃了一惊。她说她愿意成为我班上的一名学生，还说我一定是个好老师。

你听到了吗，弗兰克？亨利说，力量。

我知道他们正等着我说些什么，我觉得自己应该作点贡献。我曾经在德国和一个妓女睡过觉，我说。

噢，很好，红发女子说，给他点奖励。他尝试了。

了不起呀，圣餐男子说。

给我们讲讲，艾尔玛说。

我跟她上床了。

接着呢？红发女子说。

就这些。我和她上了床，付给她四马克。

亨利救了我。时间到，下星期见。

我再没回去。我想他可能会打电话问我为什么退出，但艾伯塔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你得自己作出决定。如果你不回去，那意味着你病得比以前厉害。她说治疗专家只能做这么多。如果我想拿自己的心理健康碰运气，那么“你就有血光之灾”。

什么？

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

我正离开圣三一学院英语系主任沃尔顿教授的办公室。他确实对我的读博申请说“好”，也确实对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说“好”。为什么要起止日期呢？一八八九年，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而在一九一一年的费城，都柏林阿贝剧院的演员们在演出《西部牛仔》后被人投掷了各种东西。沃尔顿教授说：有意思。他说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将会是布伦丹·肯内利教授，一个来自凯里郡、不错的年轻诗人兼学者。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了一名圣三一人，出没于大理石砌成的教学大楼里，我感觉很兴奋。我学着像一个已经习惯于走出学校前门的人那样走出那扇大门。我走得非常慢，以便美国游客能注意到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他们会告诉家人他们如何发现了一名温文有礼、真正的圣三一人。

当你被圣三一学院录取为博士生时，你不妨沿着格拉夫顿街走到很久以前你和比利咖啡馆的玛丽一起坐过的麦克戴德酒吧，以此来庆祝一番。坐在吧台旁的一个男子说：从美国来，我猜？他怎么知道？衣服。你总是可以通过衣服来认出美国佬，他说。我觉得他很友善，便对他讲圣三一学院的事，梦想成真的事。他变得面带敌意。上帝！你到都柏林上那个该死的学校的那一天，是个该死的、让人伤心的日子。他们在美国就没有许多那样的学校吗？或者这就是他们摆脱你的方法？你是个新教徒还是别的什么？

他在开玩笑吗？我得习惯都柏林人的说话方式。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个外地人、外国人、返乡的美国佬，但首要的是，我是一个利默里克人。我以为自己会以一个胜利英雄、有着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返乡美国佬、在纽约各个高中挺了将近十年的人这样一种形象回来。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会适应都柏林小酒馆的温暖生活。我以为自己会步入一个如此显赫、风趣而富有文学性的圈子，以至于在它边缘徘徊的美国学者会将我的每一句妙语传回国内，而我会应邀到瓦萨大学和萨拉·劳伦斯大学，给那些富有魅力的女生发表有关爱尔兰文学的演讲。

绝不会那样。如果有那么个圈子，我也绝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只在边缘徘徊。

我在都柏林待了两年。我的第一个公寓位于艾尔斯伯里路外的海景街。安东尼·特罗洛普作为邮政督察员骑马走遍爱尔兰并每天早上写三百个字时，曾在那儿住过，我的女房东说他的幽灵如今仍然在那里游走，她还相信他的一部重要小说的手稿就埋在那所老房子的墙里。我知道特罗洛普先生的幽灵还住在那里，因为当他在半夜巡视时，油脂会突然在我的煎鸡蛋和熏肉片的四周凝结。我勘查公寓，寻找那份手稿，直到邻居们抱怨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敲墙。我在都柏林挣扎，怀着最美好的意向开始每一天的生活。我早上在比利咖啡馆喝咖啡，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圣三一学院图书馆苦读。中午，我告诉自己我饿了，然后信步走出图书馆，到附近的小酒馆（尼亚里酒馆、麦克戴德酒吧或贝利酒馆）吃个三明治。三明治需要就着一杯啤酒吞下去，正如年轻人所言：鸟儿从不用一只翅膀飞行。再来一杯啤酒可能就会打开我的话匣子，帮我和其他的顾客聊天。很快，我就让自己相信我过得很快活。小酒馆因为午后圣时而关门时，我就再到比利咖啡馆喝咖啡。那就是拖延时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毫无进展。我对自己说，我是个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对爱尔兰文学有点粗浅认识的笨蛋。我需要背景知识，而那意味着我得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阅读爱尔兰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美国的信息；阅读美国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爱尔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