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11（第13/13页）

在我离开圣三一学院之前，沃尔顿教授看了看我的索引卡，说：天哪，天哪！

一九七一年一月，我，一个不及格的博士生，回到了纽约。艾伯塔怀孕了。一年前的夏天，我们在楠塔基特岛过了两星期，她就是在那时怀上的。我告诉她我可以在纽约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她对我那包索引卡印象深刻，想知道它们有什么用。

每个星期六，我都坐在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的南阅览室里。我本应坐在文学区的北阅览室，但是我在南阅览室发现了《圣徒的人生》系列丛书。它们是那么吸引人，以至于我无法置之不理。后来，我偶然读到关于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的报道：爱尔兰人和华人如何从不同方向开工并最后修完铁路；爱尔兰人如何酗酒、如何损害健康，而华人如何吸鸦片、如何休息；爱尔兰人如何不在意吃什么，而华人如何用认识和喜爱的食物养活自己；华人如何工作时不唱歌，而爱尔兰人如何因歌唱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不停地唱歌。可怜而疯狂的爱尔兰人。

艾伯塔休了产假，我回到苏厄德代她上课。但是在我开始苏厄德公园高中的工作一个月后，校长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新校长，那个将我从时装产业高级中学解雇的部门主任。我说：你在跟踪我？他双唇紧闭，我知道我的日子又不多了。

几个星期后，我的苏厄德之旅走到了尽头。当着其他老师的面，校长问：迈考特先生，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吗？

不，还不是。

嗯，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噢，这对我都一样。

嗯，他说，只要不是看上去没有性别特征的人就好。

嗯，如果是那样，我就培养它长大当个校长。

很快，一封校长助理（代理）米切尔·舒里奇签字、宣布我被“解雇”了的信毫无悬念地到来。

我，一个做任何事都失败的人，寻找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我成了一名流动代课老师，在各所学校间漂流。高级中学叫我按日去代替生病的老师。当有些学校的老师得长期参加陪审团工作时，这些学校就需要我。我被指定教英语课或者其他任何需要老师的课程：生物、艺术、物理、数学。像我这样的代课老师漂浮在现实边缘的某个角落。我每天都被问到：你今天是谁？

卡茨夫人。

哦。

那就是你：卡茨夫人或戈登先生或纽曼夫人。你从来都不是你自己。你总是那个“哦”。

在教室里，我没有权威。校长助理有时候告诉我要教些什么，但学生一点都不专心，而我无所事事。那些来上课的人不理我。他们聊天，要出入证，趴在桌子上休息、打瞌睡，叠纸飞机玩，学习别的课程。

我学会了如何不让他们来上课。如果想让教室空无一人，你要做的就是站在教室门口皱眉。他们会因此断定你很凶，然后就会跑掉。只有华人来上课，他们一定受到了父母的警告。他们坐在后面学习，抵制住我让他们也消失的微妙暗示。看到我坐在一间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室的讲台旁看报纸或者读书，校长和他的助手们会不高兴。他们说我应该教课，雇我就是为了教课。我会很开心地教课，我说，但这是节物理课，我的执照是教英语。他们知道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但是他们是督导员，因此不得不问：孩子们哪儿去了？每个学校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条规则：当你看见代课老师时，跑啊，宝贝，快跑！

[1]英文中的“砍”(ax)与“问”(ask)读音易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