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7/15页）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一文开篇就提出“贬官文化”这个概念。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产生这样的文化，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人性的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贬官文化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国外则显得不多，恰是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这一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一样，把君主从神祗上驱逐下来，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一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而企图以“仁”、“礼”软化君主权威，企图使君王成为视民如子、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则是以“师”、友、臣的身份来协助君主。

《论语·泰伯》载有这样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唐代，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文学必须承担道德内容。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确认了文人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便是中国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法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在痛定思痛之后，触景生情写下脍炙人口的著名《岳阳楼记》。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并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之语。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说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尽管困惑，尽管困苦，却依然乐得其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们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时候，所领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伟大情操。但他所说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因为这个“天下”只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的天下”。

《岳阳楼记》算得上是贬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洋溢着极其人性化的一种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中国文化中多了诸如范仲淹之类的文化人格，亦是中国文化的幸运。然而，他们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命运之神毕竟是失落了他们，毕竟是让他们忍受了太多痛苦与磨难。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没有躲过被贬谪的命运，而且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当他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了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十年后，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他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凤》）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喜气洋洋地回到长安，兜头而下的却是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这一贬再贬，无疑是当头一棒，此时与凄楚南归的柳宗元同行的还有刘禹锡。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47岁便客死柳州。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不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凝结着悲天悯人思想的不朽诗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人格，而不再是朝廷棋盘上的一枚无生命的棋子。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