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8/15页）

比前两者被贬之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算是大文豪苏东坡了，他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风范，“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东坡一生都在积极入仕，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在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上著名的苏堤。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中国古代文人在内在理念上追求着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实际上，他们对赖以批判现实的那种理想政制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能实现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文人们即使不满足现实，但是他们能够希翼的，也只是有一个愿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君主及其治理的国家实现过文人们的愿望。

余秋雨先生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陷害的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时，或者在某个政治低潮期，寻找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产生辉煌的一个因素。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但是，“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尔虞我诈所伤，忍受不了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政治官场，从此归隐，或隐于山水之间，或遁世宗教。他们确实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一代一代流传，他们的政治得到我们的认同，文化得到我们的认同，精神也同样得到我们的认同。

灵感的不竭来源

◎纵情尽兴山水间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阳关雪》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许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政治黑暗、腐败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最终，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