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26/29页）

曾经看似有撼动乃至于决定台湾选举结果的态势(其实没有)，也可以完全无人闻问，我们才目睹着这样戏剧性如电灯开关的事发生，但说真的见怪不怪。

那些人还在台湾曾如夜里昙花一夕开放的咋郎人如今在哪里?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除了南柯一梦。

这像什么呢?生活经验里，这像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看了一部类型小说。置身其中那几小时，故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步发展，乃至于每一个举动每一次喜怒哀乐表情，都紧紧抓住我们的目光牵动我们的神经，但故事一结束时间之于我们随之冻结，死的死逃的逃，如演员遣散，爱干什么干什么。

惟真实的时间大河从不中止，我们这厢已散戏，人家那边才开演。

真事作假，假事作真，这可供我们多一个看待小说真假的视角。

但使愿无违

今夜没有人死掉，这个话出自这个短篇集子里的《夜晚与音乐》。这是布洛克笔下难得一见的契诃夫式小说，写一个云淡风轻的晚上直到第二天天亮，季节则是“春天的纽约，夏日将至”，大致相当于我们选举完成到新领导人就职之间的某一天。马修·斯卡德和伊莲·马岱先去听了歌剧《波希米亚人》，不过瘾，转去一家新开幕的夜店，还是不舍结束，最后又搭车直奔夏瑞登广场的老地下室酒吧听爵士乐至不知东方既白，没有手机铃声，没陌生人靠上来，纽约的死亡放了他一天假，今夜没有人死掉，或者说不是没有人死掉，而是今夜死亡采取了亘古以来那种缄默的、沉着的、好来好去的方式，没打扰他们。

今夜没有人死掉，伊莲·马岱最后这句结语呼应了她看完《波希米亚人》后的动心启念，像一个卑微的愿望居然得着应许：“她老是死掉。”“至少六七次。你知道吗?我可以看上一百次，但结局还是一样。他妈的每一次她都死掉。”“所以我想听点不一样的，在我们回家睡觉之前。”“不，悲伤也没关系。我不介意悲伤。事实上我还比较偏好悲伤的音乐。”“没错，悲伤无所谓，只要没有人死去。”

也许，当天晚上极可能人也一样在纽约的伍迪·艾伦，曾有过和伊莲·马岱类似的心思，所以他才拍了《开罗紫玫瑰》这部电影。电影中，米亚·法萝躲开乏味的婚姻，躲开三年代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躲开所有的不幸、沮丧和绝望，一遍一遍地看着同一部电影，直到电影果然被她看成了不同，银幕里的英雄甚至从电影里跳出来，一成不变的故事岔了开去如原子忽然偏离直线而行，得到了自由。

有关城无故事

我们，尤其是今天以写小说为业的人，总是说城市没故事写。比方说上海又恢复成全球性的大都会之后，写上海的王安忆也如此掷笔浩叹，她因此退到了市郊，退回种莲种藕的水乡之地，在那个时间较恒定、人比较沉着不动并看得到每件事每个行为结局的世界重新找寻故事；一度向现代主义探试的笔也收回来了，最近王安忆老师教授的小说书写课程，也回转了健康、朴素、板正的传统左派之路。

但布洛克说的并不一样，他说纽约有八百万人，有八百万个故事，还有八百万种死法。这是否意味着他还有源源不绝的故事可写甚至来不及写?至少在他还没写完这八百万篇小说之前?如果真能异想天开这样，那就不是单纯的小说了，而是巴尔扎克式的纽约人间喜剧了，或是司马迁史记式的纽约死亡列传。

好，到底城市是有故事没故事，这里先让大家看精彩的四句一组对话，出自于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或译为《麻风病人》)——

“但假如我们无法爱呢?”

“我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爱是深植于人内部的，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像盲肠一样没有用。当然，有时人们也称它为恨。”

“我还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它的踪迹。”

“也许你想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跃了。”

也许我们想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跃了，我们对它有某种规格性的要求和想像，如同某种尺寸大小以下的鱼得扔回海中——这样故事的消失，严格来说，和城市不城市并没关系，而是，一方面这么大这么重要这么活跃的东西，海里大鲸般不可能不很快被人们看到并且捕捉杀戮，它用完了，已化成书籍形式的标本；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自己心思无可逆转的变化，这上头历史就像人一样会苍老青春不返，如蒙田自省的那样有着老年人的多疑，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了，如同我们再不相信有个发礼物、让我们一年一次梦境成真的圣诞老公公一样，我们更加不相信自己的一只袜子装得下我们要的全部东西。你不相信，它就像光天化日下的雪人般融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