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7/11页）

鲁迅甘于以政敌所诬的“北大派”自居。他的眼中，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又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虽然中了暗箭，背了谣言，还是活的，生长的，向上的精神始终一贯，不见松懈。及至三十年代再度打量，面目已非，遂有“北大堕落”之叹。他戏集“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的联语，与其说寄托一种茫漠的希望，毋宁说是哀悼一个知识者启蒙时代的终结。

马寅初：“我虽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梁漱溟：“1974年 1月，北京有所谓批孔运动发生，其实迅猛，我不肯附和，闭户写出此文，且容得便在海外发表之。”

冯友兰：“尊孔和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认识，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遵照毛主席屡次教导的，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

三人均出于北京大学。

另有三人，也出于北京大学。

他们的名字，分别标志着本世纪中叶中国三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其中一人为“托派”王实味，《野百合花》是他的绝唱；二是“反革命”胡风，曾经上书“三十万言”；余下年轻的“右派”学生叫林昭，劳教期间，仍然以病弱之躯，积极参与编印地下刊物《星火》。从野百合的凋谢到星火的熄灭，时间间隔三十年一一长久乎?短暂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一百年风云际会。一百年人世沧桑。一百年北大校格安然无恙?一百年北大精神已然堕落抑且高扬?

北大百年庆典，在一座有着古希腊神庙的廊柱和中国古代宫殿的琉璃瓦顶的庄严宏伟的建筑里举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盛大的王者气象，渲染着世纪末的氛围；一种钟声，压倒了嘈杂和岑寂……

大家都做了列车上的旅客。目的地早经确定，只要上了轨道，便只管隆隆隆地向前开行……

8

五四“新女性”是觉悟的第一代中国妇女。她们以知识为镜，反照几千年的被压迫被凌侮的苦难记忆；凭理性的微光，从社会，从家庭，从众多不同的和相同的性别中寻出“自我”，并设法加以拯救，虽然难免依旧没人冷酷的敌意和深浓的黑暗之中。

“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师大学生从容辗转以致仆倒于政府的子弹之前。

她们不是家鸡，她们是猛禽，因此整个的天空是她们的意志，而非栅栏和锁链。中国女性闪耀在“死地”里的勇毅，友爱，百折不回的精神，使一位汉子深为感动，于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借以作为纪念的文章。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然而，还是血，还是血......

五四运动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男人的教育。

当时的“新女性”要冲破一切束缚而做一个“人”，不是做男人似的人。首先是奴隶与主人的区别，而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作为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它更为广延，在同一时限里，把伦理问题同政治社会问题统合起来。

以男性作为参照，结果回到男性那里去；惟有以独立的“人”作为目标，才可能实现女性的全部。

首先有人权，然后有女权。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作为独立的运动，可以看作是人权运动的继续。正是人权运动，培养了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如果没有经过争取人权的斗争，没有在斗争中实行关于人权的常识性教育，很难设想会出现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

男性的占有首先表现为经济占有。娜拉虽然因为自由的匮乏而出走，却可能因为经济的匮乏而归来。

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两性关系都比同性关系更富有精神上的联系。任何快感和美感，都是精神上的体验。但是精神是不稳定的，脆弱的，易逝的，而且常常需要呼应，不同于物质可以构成单方面的实在。因而，在世俗社会中，尤其是家庭中，作为生成中的精神，很难避免物质现实的入侵，腐蚀，损害和最后的吞噬。

家庭是一个经济实体，具有某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家庭意识形态由于靠日常生活，基于狭小空间中的大量凡庸，琐碎，反复然而必须的物质材料的积累与运动来维持，因此，比国家意识形态更趋向于亲和性。处于前家庭阶段的爱恋行为不构成意识形态，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交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游离性，使男女双方易于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中国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所以，所谓家庭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规定，相当于国家的“法治”，它已沦为对于男性中心和奴性习惯的坚守与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