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9/11页）

五十年代人不同，从履历看，他们是革命战争过来的一代，知识贫弱的一代，服从的一代。以阶级一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报态，先天地具有反智倾向。

一面制造沙漠，一面打井。

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唯在沙漠里打井。

五四前夕，科举，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教育考试及官僚选拔制度，随同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控制力的政府的衰败而提前消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正值当立未立之际， 元“家”可归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再度成为“游士”。这是一群无组织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终身服务的对象已不再是君王和权臣，而是新兴的报刊，不是人而是物。这些报刊首先是个人的，同人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的；即使为党派所有，也不为党派所垄断。

知识分子一旦拥有报刊，就拥有了广场，拥有了向全社会发言的权利，控告和抗争的权利。

循环往复，无有终己的政治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质上是近于“围猎”一样的游戏。

如果说目的在于猎获的话，几只小动物，既不会给盛大的筵宴增添特别的美味，也不至于因此便可改善捕猎者的胃口。最大的目的，恐怕仍在于发现和追逐本身。

这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动的“亚战争”。由此，捕猎者可以饱览遍地鹰犬，火光薄天，兵车雷动，鼓角争鸣的大场面。毛泽东喜欢而且多次建议党内阅读的枚乘《七发》其中就有“校猎之至壮”一段。至收获掌功时，“高歌陈唱，万岁无歝”，征服的陶醉更是无上的快乐。

天生弱质的知识分子却不堪其苦。在雕弓与死亡之间，是无边的惊恐，绝望，焦虑，卑怯，嫉妒，侥幸......精神于是变态。

知识分子本出于民间，却长期被视作劳动大众的对立面。

正统理论是重视实践的。然而，实践之于知识分子，并非学术艺文方面的实践，而是专业之外的体力劳动。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接受再教育”之类，无非打了漂亮的旗子，把知识者群驱赶到绝境中去，不停顿地折磨手脚而让大脑闲置起来长草。

思想实践也是实践，而且，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实践。取消思想实践的权利而代之以奴役性劳动，如“右派分子”的劳动改造，以及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以消灭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身为知识分子而不带一定的社会思想，如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却可能被赐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仍然“保护”了原子能专家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有人把这种将知识和思想溺毙于劳动大众之中的行为称为“民粹主义”，其实不确。的确，民粹主义是土生土长的，带有相当封闭和野蛮的倾向，但是，它是对民间，对农民，对劳动者世界的自觉的皈依，而不是“革命”的宰制。

知识和思想都构巢于人格。人格具有凝聚力。没有人格的知识和思想，只能是一堆零散的无用的废料。而人格的高尚与卑污，则可以使知识和思想呈现出各种不同方式和不同质量的组合。

奥威尔说：“对知识的尊严直接的、有意识的打击，就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这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卑贱性。在专制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卑贱性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人称 1957年“反右”运动为大悲剧，对部分“右派分子”而言，实乃大误会，原因盖上下缺乏沟通，所以“隔膜”之故。李慎之自述说，被打成“右派”以后，尝书龚定庵诗，匿名寄呈最高领袖以明心迹。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从此成为一个象征，被人用以指称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敢于否定斯大林，却不敢清理斯大林身边的赃物；在悄悄推行自由体制的同时，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直到同僚们阴谋地把他从舞台上给弄下来为止。

九十年代末，有学者著书描述中国改革，亦名曰：“解冻时代”。

1898年，诗人高尔基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等到成为政论家高尔基以后，相反便说“是”了。

五四是说“不”的时代，随后是说“是”的时代。

五四时期，有一批作家相继崛起，如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再后来简直化作金刚一般，被供于机构化了的文坛之上。他们后半生的写作，几乎都可以当作胡话和废话而存留。除了获得官职，可以说，他们失去的是全部:从人格到艺术。

所幸的，是巴金还来得及补做《随想录》。

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一人道主义。据说进了一趟秦城监狱，大彻大悟，乃趁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改而大颂人道主义了。其颂未毕，即遭批判，且锋芒来自老伙伴胡乔木。如此曲折冲突，无以名之，或可称“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