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8/11页）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父亲》中说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中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何等悲怆的声音！在这里，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乃因为爱情的戏剧未及上演，便已降下帷幕，其沉重有如闸门。

觉醒的一代，是牺牲的一代。

五四时代不存在“第三者”问题。男女之间，只有布伯式的“我一你”关系，永远没有他(她)。当他(她)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障蔽，便已随即变做我与你了。

五四运动前后是民族精神的高扬期和震荡期。革命是最富于精神气质的。多少青年男女走出大门深院，又紧靠了故家的莓墙相爱，在十字街头相爱，在动荡的精神氛围里相爱。他们的关系史，构成中国婚姻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页精神罗曼史。

五四时代是初吻的时代，爱的时代。

鲁迅在《伤逝》里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确，物质生活是生命的根本；但是对两性关系来说，要首先不失为爱。所谓爱，既不是一个人搓着另一个人的衣角，更不是分手以保各自的生存，而是共同的创造，且在创造中更新。爱就是爱，温暖、柔韧，为物质所滋养，却不能为物质所劫持。

子君是悲惨的。她为了爱而忘却翅子的扇动，结果所得只有威严，冷眼，与空虚。然而，子君仍然是美丽的，因为她毕竟勇敢无畏地爱过!

子君死了。

《伤逝》所伤，是人间至爱的亡逝，精神的亡逝。爱以它的纯净，高尚而成为永远的乌托邦。伊甸园就是乌托邦。

从莎菲出发，走向杜晚香。

在莎菲与杜晚香之间，丁玲写过一篇《三八节有感》,对延安的妇女受到普遍的轻视和责难的现象，表示了一个准女权主义者的温和的抗议。然而，立即受到了批判。四十年以后，一样是三八节，一样是女作家，而且在一样性质的报纸上著文，一样有感于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大，说: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如一箭之入大海，不受注意，更不受批判一一

谁说历史不是在走向进步呢?

中国的女报，女刊，长成一群花指甲的长舌妇。它们教女性如何讨好男人，如何妥协，如何取巧，如何保持家庭“和谐”；从来未尝言及矛盾和痛苦，言及危机，言及不合理，未及反抗，未尝促进男女共同体的崩解。

安娜·卡列尼娜受到严重的关注以及种种非议，在中国，而且在八十年代。

同样在八十年代，乃有选美的盛举，据说不为帝王而为俗众。后来，居然野火一般延及北大......

娼妓像成群的黑蝙蝠，在黄昏悄悄起飞......

中国女性只有容貌，没有声音。

妇女解放被演变成胴体的解放，体力的解放，攻击本能的解放。男女平等观念被演变成“半边天”观念。一半对一半：分裂，对峙，同级斗争，于是所有不同性别的眼睛不复关注全体。

成群的女童失学；

成群的女工下岗；

成群的妇女被拐卖......

在私人房间里， 知识女性静静地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

中国女性遗留了古老的妻性和妾性，还有娼妓性，却失落了女儿性。至于博大的母性，却是由来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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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由来存在着对“自由”一词的不同解读。毛泽东说得明白：“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仍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叫运动的运动。

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从左联到鲁艺；留学则从日本到苏俄，从欧陆到英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网络，构成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全部景观。

十年是小周期，百年是大周期。

中国新文学发轫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鼎盛期，四十年代是衰退期，五十年代是颠覆期，直到八十年代，出现颠覆的颠覆。然而，此时仍然不能称做文艺复兴。当历史精神一旦衰歇，恢复就不是一代人的事；而且事实上，赵翼所言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并非真确，荒芜与死亡是可以蔓延许久的。

所以说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除去客观环境不说，单说被称为“五四人物”者的素质，便无以伦比。一，他们学贯中西，知识资源十分深厚。二，他们都各各有着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主义，几乎一个人 一个主义。他们那么忠实于时代，却又那么忠实于自己；如果不是出于真理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不退让的。三，他们富于创造力，连“打倒孔家店”这类破坏性口号， 其实也是一种创造。二千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喊出来的声音，从无到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四，他们的心态是自由的，健康的，无所顾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