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11/15页)

我在网络上搜索阿橹的诗歌,只看到《阿橹之死》、《雪的草原》、《船歌》、《秋鸿》、《源自深秋的宁静歌声》等几首。《阿橹之死》发表于1989年的《诗歌报》上,据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今天读起来,除了看得出诗人不错的语言组织能力,我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所应有的深刻。《雪的草原》等四首发表于《星星诗刊》1991年第6期,很遗憾,我同样没感觉好在哪里。

此外,诗人张静波在一篇短文里引用了阿橹的诗句:“我的歌声,把我的马送上冰山”,“在冬天里巡视,那片绿过的草原”,“我和我幼小的孩子,在午夜的岸上等船”。张静波对这些句子给予盛赞,可这样的诗句也能算好诗吗?在我看来,即使将它们放回8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堪称平庸。倒是同为黑龙江诗人的马永波提及的一段往事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阿橹这个“著名诗人”的本质。马永波的作品已通过《人民文学》终审待发,阿橹为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便悄悄以马永波的名义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信,称那些诗歌已在《飞天》上发表,不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希望换上阿橹的诗歌。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误伤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于1997年被枪决,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饶有深意的是,在阿橹的那篇随笔获奖的那一年,顾城对相伴十年的妻子举起了利斧。

翻阅顾城的诗集,我们会发现,顾城似乎很早就为自己后来的举动发出了预言。事发前几个月,顾城写了一首题为《新街口》的短诗,诗歌中充满了血腥之气: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一开头就是“杀人”!短短三行,出现了两个“杀”字和两个“手”字。如果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有名词:杀手。可想而知,很少读者会乐意去面对这个不祥的词语,但它是这首诗的诗眼,若要解读诗歌,就不能绕过。

将“杀人”这一残酷的动作比喻为优美的名词“荷花”,除了技艺上的考虑,更强化一个曾经单纯率真的诗人即将发展成一个夺人性命的恶魔的人格反差,而用“荷花”这一美好事物为意象,也多少还能令人联想到当年“童话诗人”的身影。简而言之,“杀人是一朵荷花”表明的是当事者的变态心理,他把“杀人”这么惨烈的事情也视如荷花一样美好;后面的“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两句,则强调了杀人行为的独特性。杀人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一种都各不相同,《新街口》展现的就是这种残酷的美学。

姑且撇开顾城夫妇之间的爱怨,单从技术上说,杀人也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在古代,刽子手执法时,同样是刀,同样是人的脖子,刀的锋利程度与刽子手的力度稍有不同,其结果就有天壤之别。事前打点过执法者的,可以死得很爽快;让刽子手不高兴的,可能就会死得很难受、很难看。我猜测,诗歌标题“新街口”也许就是古代执行死刑的地方。

一句话:这首诗是诗人内心思想的反映,在写作的时候,诗人的心理已经产生变化,人格在扭曲,不复有以前人们熟知的“童话诗人”的单纯。

在顾城后期的诗歌中,“杀人”这一意象并非罕见,《我把刀给你们》一诗把死亡写得更绚烂,也更阴森:

我把刀子给你们

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

再刻一些花纹,再刻一些花纹

一直等

凶手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在这里,“凶手”的残酷行径被比喻为“爱”。的确,“杀人”这一行为也是一种艺术,其中就包含了“爱”。更重要的是,“爱”却带来了“鲜艳的死亡”。联想到顾城的人生经历和最终结局,我们无法不服膺于诗人的预感。顾城的一生,不就是在“爱”中纠缠,顾城向自己的妻子举起斧头,不就是因为曾经的爱已无法挽回吗?

在顾城的诗歌里,还有不少这样的死亡想象:“假如钟声响了/就请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将在冥夜中/编织一对/巨大的翅膀……”(《假如……》)“别问,我累了/明天还在黑夜那边/还很遥远……我累了,真累/我想在你的凝视中/休息片刻”(《归来》);“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荧荧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