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甘露对话（第13/15页）

王：我觉得这次我比较真实，原来说的不全是实话。我知道电影还要再加工，不会就这样原封不动上去，所以写的时候也不认真，剧本这东西——谁认真谁被动。之前，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实话，无非是拿公然攀附真理和公然冒充真理孙子的人开涮，给他们喊声倒好儿。见过胆儿大的！攀附真理不叫攀附啊？真理的孙子不叫孙子啊？你跟人熟吗？当然我也很可笑了，不许别人有乐趣，心态很不健康。有完人吗？大师就不犯臭吗？净碰上这样的事，阎王不急小鬼急。都是三代以上奴才坯子。文天祥之后，没有天生傲骨。“文革”之后，没有从来清高。

年纪大了以后以前完全不想的事，现在发生了。老梁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给了我仨大耳刮子，基本把我抽颓了。这是年轻时完全想不到的。我那么怕死的一个人，说实在的，这些年一直躲在家里想：死是怎么回事，真一闭眼都不知道了？我当然不相信下地狱上天堂什么的，中间有太多瞎说，编剧痕迹太重？但突然正跑着一切正走的表归零，生活到站，世界黑屏，这个我有点想不通。我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人们的喧哗、拌嘴都没意思了。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读到过太多作家临死前说没写出我想写的东西，我想我可不要那样，这一秒忽然明白了，下一秒就该咽气了，至死方悔。那时，我才开始有点重视我的写作才能了。好不好，这辈子就这一专长了。那时才开始有点感激我有这一才能。一人待着的时候，还有它陪着。写作治糟心，写出来就等于把糟心存电脑了，然后自己就成别人了，可以坐在桌前充满关怀地想，怎么把电脑的糟心解了。

我原来对自己很不了解，一直觉得写小说是一种临时的谋生手段，好比旅行当中的一夜情，感觉再好迟早要挥别。我这辈子可没想光干这个，我还有其他事，好多事呢。

我小时候是在部队长大的，从来不觉得是北京长大的，心里不承认自己是北京人，觉得北京只是个暂居地，长大了一定要到远方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实际上平时看到的也是这样，当时“文革”，大人都跟没头苍蝇似的，院里每天都有人家调走。我还没上中学，小学同学就已经遍天下了，走哪儿都有熟人，走哪儿都有地方投奔。

孙：我有一纪录片，韦大军拍的，也说了这层意思。尤其小时候，对上海就是那感觉。

王：那时我就特别想跟上走，特别羡慕那些去外地的人，我爸那时被发去“五七”干校，其实是一倒霉，我不懂就想去河南驻马店跟着下地，只要离开北京，我都觉得好玩。十八岁当兵去了青岛。那个城市也是海滨城市。一进青岛天下雨，一片红瓦的房子，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萨拉热窝似的，越走空气越潮湿，海上有雾气，地上全湿了，有海星有贝壳，像假的一样。北京不可能见到。第一声听到的是海在喘气，肺活量倍大，雾气在散去，天大地大哪有海大？当兵的时候，看着海再无聊也愁不起来，海把你的视野全占满了。它在黄昏早晨春天秋天，各种各样的变化。给我印象青岛是个特别绚丽的城市。“文革”结束后，全国都非常灰暗破败阴郁，青岛是个非常艳丽的城市。

我在那儿过得挺好，回想起来像度假，当然后来觉得不靠谱，就回来了。我一直认为眼前的事都是一时的，为什么对好的东西不珍惜？为什么老不买房子，就是心里不落听儿，不知道最终落在哪儿，一买房子走不了了。一旦生活开始稳定，我就感到恐惧、躁动，说实在的，忽略了很多美好。我这前半生的幸福时光都是翻回头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后来慌慌张张去了别国，面朝大海，鲜花盛开，海水倍儿凉，花没香味儿，地方是真好，也真和我没关系。那时才明白我就是北京人，去别的地方都是客，我将来哪儿也不去，哪儿生的就烂在哪儿。

孙：是，怀着各种愿望、梦想折腾了大半天，到了还是在原地待着。

王：说实话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安全感。出了国是有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时间长了也不那么重要。在一个等于你不存在的地方，你当然有安全感，什么事儿都找不着你。在这儿，你和人有关联，事物在动荡和变化，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错了就要付出代价，只有不做事才有安全感，一个人不认识才有安全感。环境很真实，环境要求我对自己负责，我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为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