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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说，又开什么会，一开会就不能做事了。别看爷爷手那么大，可他做起地里的事来却像绣花一样。收工后，他总是最晚回家，路上，看到一根红薯藤要捡起来，看到一块狗屎也要捡起来，如果捡到了牛屎，他的脸便笑得像南瓜。七捡八捡的，回到家来篼里就有一大堆。远庆说，再这么捡下去，你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划为地主的。

我怕爷爷又不去开会，便极力怂恿他去。以前，大队里开会，他总是叫我奶奶去。寅茂为此还批评了他。可我爷爷成分那么好，寅茂也没有办法，最多在村里开会时让爷爷站站桌子角。但爷爷一到了夜里就要睡觉。他就是站在那里也照睡不误。

爷爷几乎是一口气把我背到了会场。村子里的人都出来了，寅茂的哨子还在响。声音越来越沙哑，哨子里大概全是口水。到处是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的人大约还带了鞋底，边走边拉着麻绳。不用说，那是女人。从村里到大队差不多有两里路。远远地，就听到了高音喇叭。里面放着一种很慢的音乐。好像是黑色柏油，在路上慢慢淌着。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架起了很大的铁锅，先是说炼薄荷，后来又说炼柏油。因此地里不种粮食，只种薄荷。但大火一烧，薄荷全跑到天上去了。为了炼柏油，寅茂也想了很多法子。他叫大家把石头扔进火炉，烧了三天三夜，结果还是石头。

现在，我却忽然觉得有黑色的柏油在慢慢流淌。淌得让人想哭。像什么把心脏压着。远庆也来了。有人问小妹怎么啦，他说病了。那个人摸了摸小妹的额角，说，这么烫啊，怎么不叫辛芹医生开点没药喝喝？远庆说，找不到辛芹医生，一大早他就躲起来了。辛芹医生爱听广播，他买了一台收音机，听说有时候偷听敌台，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才躲起来了。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他又不是没躲过，可每次，还不是马上被揪出来了？

广播越来越响了。大人都不说话。我问爷爷，到哪儿了？可我没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它们被什么吃掉了。我又大声问了一遍，还是没听到。

正在这时，广播里有人说话了，要大家低头默哀三分钟。广播里又淌起了柏油。大家站在里面，一眼望不到边。我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有一只手在我的头上摁了一下。

喇叭里忽然吼道：熊来喜你干什么？你居然还在笑？来喜是神经病。他会在夏天里穿棉袄冬天里穿拖鞋。他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也不会自己做饭洗衣服。如果我们小孩子说给他讨媳妇，他也会乖乖跟我们走。我们让他在地上打滚，他就乖乖地在地上打滚，一边滚一边还念念有词。来喜消息灵通，总是最先知道哪里要开会。不管哪里开会，他都要去。而且还企图抢上台去发言。当然不会让他发言。来喜真是来喜，大人们总是这么说。哪怕他不喜欢你，他也是一脸笑。他天生就是一副笑脸。哪怕他爹把他揍哭了，他也还是在笑。他的脸在笑着喉咙却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就好像从猫屁股里生下了一条大狗，让我们惊骇不已。喇叭又叫了一声。人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说枪，枪。来喜哭了。但他越哭越像是在笑。喇叭咆哮着。有人踩了我的脚。我站不住了。还好，爷爷从后面抓住了我。广播大声吼道：把熊来喜这样的阶级敌人拎出场外，下面，我们继续默哀。忽然响起了哭声。起先是一个，接着是一团。一大团。一大片。我像呛了水，想张开嘴巴，可我一眨眼，眼睛就针扎似的一阵剧痛。仿佛我的泪水里藏有钢针。它们足以让我失明。

那几天，广播里一直在淌着柏油。为了让村子里悲痛的气氛跟广播里一致，寅茂号召大家痛哭。大声地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他说，他不希望我们队里是死气沉沉的。熊村虽然在大会上出了来喜那件事，让队长根生受了批评，可这几天，他们表现很好，有的人居然可以一直哭到天亮。鉴于我们村里人不善于哭的特点，寅茂要大家经常用辣椒擦擦眼睛。

一天深夜，我忽然发现我的眼睛已经不痛了。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看到了月光。爷爷和奶奶却好像是刚吵过架。爷爷几乎没穿衣服，而奶奶把裤腰抓得紧紧的。见我的眼睛好了，爷爷并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惊喜，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趁我没注意，迅速把短裤穿上。说实话，我知道爷爷要干什么。大人总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其实我们什么都懂。这几天，寅茂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别说人，就是家禽、畜生，也不能做这种事。他号召大家把家里的公鸡和母鸡分开。如果有公狗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母狗的屁股，他一定要吹哨子出动劳力把公狗的后腿打断。他说，打断了它后腿，它就不能像人那样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