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第6/10页）

小说最后主人公获得的经验是，外面的世界是要通过内在世界的发现才能真正进入，外在世界可能会是不可理喻的，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

唐小兵通过内在世界的健全暖和赋予了这篇小说积极的意义，这个与我不谋而合。三十一年前我感到自己写下了一篇积极的小说，三十一年后重读时仍然读到了一篇积极的小说，虽然小说里“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可是欢快的语言，青春洋溢的情绪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一目了然。唐小兵对内在世界的强调，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小说里时常出现的叙述的不合理性，因为外在世界是不合理的。

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唐小兵和张业松教授还有几位学生的对话，虽然我引用唐小兵的话足够多了，还是不想放过他最后那段话：

对年轻的叙事者“我”来说，没有目的感也许是一种快感，因为“我”是在漫游；但当回答“我”的问题的人也含糊其辞的时候，迷失感就开始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在对当时社会文化进行隐喻性的评点。红背包和我所经历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联系，“我”虽然背着红背包，但是“我”要去的地方和这个红背包没有任何关系，别人给“我”指的方向也和它没有任何关系，最后红背包还被拿走了。但康凌刚才所说的和张老师（张业松）的发言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实际上就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作为现代主体哲学的发起人（我们通常说的唯心主义，是带有偏见的，似乎是个贬义词），马克思对他的批判就是：发现了主体性又怎么样？还是没有回答很多问题呀。为什么农民会来抢苹果？对小说主人公来说，这个现实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之外，他感到自己是暴力的对象，但对暴力的根源他无法去探求。他唯一能找到的是自己怎样从暴力中摆脱出来，但对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暴力对象的原因，他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当王蒙说“又理解又不理解” 后，程光炜说那是余华的“不稳定时期” ；莫言对于小说叙述为何突兀说的是“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 ，唐小兵面对一系列社会性质行为的为什么时，干脆说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去哪里找马克思的回答，到他浩瀚的著作里去大海捞针？

他们虽然这么说，可是他们又从各自的角度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进行阐述，他们相似的地方是都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这个方法在这样一部文学作品面前可能是无效的。

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后的情景，当时轰动美国文坛，批评家纷至沓来，刨根问底分析老人象征什么，大海象征什么，鲨鱼象征什么。海明威对于这种定点清除似的评论很不满意，他说老人和大海都没有象征，只有鲨鱼有象征，鲨鱼象征批评家。然后他把小说和那些评论文章寄给侨居巴黎的正在撰写美国艺术史的贝瑞逊，这是他信任的学者，八十多岁的贝瑞逊读完小说和评论后给海明威写了回信。贝瑞逊在信里说，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鲨鱼就是鲨鱼，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贝瑞逊在这里不只对象征做出了准确的解释，还指出了文学的宽广性。简单地说，当你把老人写成某种象征，把大海写成某种象征，把鲨鱼写成某种象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描写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鲨鱼不像鲨鱼。把老人写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写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鲨鱼写成活生生的鲨鱼，就会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前提是这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开放的，无论它的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是荒诞的还是写实的，或者其他种种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形式。

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分析时使用象征的方式，相反我十分赞成，我只是反对那种把理论当成篮子，把作品一个个放进去不加分类的简单做法。我觉得批评家可以用任何方式评论一部作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使透过作品的某些段落来阐述作家写作这篇作品时刚刚被一个女人扇过耳光也可以，至于这个耳光是非礼对方得来的还是欠钱没还得来的，这个最好还是私下讨论。我的意思是作家不会不食人间烟火，作品也不是海市蜃楼，来自现实生活的因素会一个个隐藏在虚构作品之中，厉害的批评家会像现在的纪检干部揪出腐败分子一样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