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11/16页）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

之十六：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20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象，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诚坦白地真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豫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

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觉，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担心和害怕的唯一一点，就是对《白》的阅读反应，且不说完全否定，单是对《白》里所表述的我对那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态如果反应平平，无疑标示着我的失败。我能沉住气在原下的屋院写作4年，现在却按捺不住期待审判的焦灼。读者也许会产生陈某在此故作矫情，反问一句，你自己对你写下的作品难道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吗？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而且几乎是自喜欢写作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性心理，这就是，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惊喜发生创作冲动，兴味十足地完成构思，满心自信乃至不无得意地进行创作。然而，一当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心理便开始发生逆转，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试图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而且多是否定性的阴影罩上心来。最典型的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1979年初夏写成短篇小说《信任》，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性心理挫折。这个短篇小说本来是应《陕西日报》老编辑吕震岳的约稿，写完后却不敢送给他，我和他初识一面，既怕他失望，也怕我出丑。我便乘车跑到《西安晚报》编辑张月庚家，想请他先看看，把握一下成色，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手，老张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不怕出丑。在老张家遇到部队作家丁树荣，快人快语又快手，把《信任》稿接到手先看。他很快读完这篇6千余字的小说，大加赞赏。看他说话的表情和口吻，不像是应酬之词，我才获得一点自信。他自告奋勇由他把此稿送给《陕西日报》老吕，并说明他正好要去老吕那里说事。大约不过一周时间，《信任》在《陕西日报》以整版刊出，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随后，《人民文学》转载了《信任》。再随后，竟然获得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年的评奖，是以读者投票选择的方式定夺的。另有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写成时，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发作。这是1982年春天的事，写成后锁到桌斗里不敢投寄，直到去延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活动，想到可以见到作家朋友邹志安，便带着手稿去了。志安读罢连连说好，似乎也不是虚于应酬的表示，我才壮着胆投寄到杂志社，发表后被选刊转载，还有评家评说。这种往往在写成作品后发生的心理逆转，几乎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恶性循环，尽管有上述两个短篇小说的切身感受，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可能纯属个人的奇怪心态。基于这种心态，我从来不会发生作品刚刚写成便吹牛的事，不是谦虚，而是难能。现在，这部连构思在内耗时6年的长篇小说《白》送出去了，无可避免地又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不仅难以自拔，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严重。因由很简单，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小说，而且耗时6年，作了怎样的准备以及投入了怎样的努力，都是以前写中短篇小说难以比对的事。在作品即将完稿的时候，妻子问到“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就去养鸡”，这是真实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到了交出稿子面临命运抉择的这个时段到来时，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已经发展到自己轻贱的严重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僻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会有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原下的屋院，读不进去任何书籍，便找到一本古典诗词集子，强迫自己阅读，企图改善心态，收效甚微，我便大声朗诵，焦灼的情绪略得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