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12/16页）

大约过了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读完《白》稿了，我从乡下赶往城里，专意聆听他的意见，不无忐忑。除高、洪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无疑是第一个阅读《白》稿的人，也是我能听到意见的第一个人。我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住宅楼下甬道上走着的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我叫了一声李星。他转过身看见我，却没有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他说：“到屋里说。”我便明白他要说的话自然是关于《白》的看法。我几乎敏感到他说话的表情，原本就不显白的脸居然黑煞煞着，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这个人竟然不说一句话，我的心也沉到底了。进了他家门，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依旧硬着脖子连头也不回一下，径直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我也跟进了门。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用劲儿地捶打着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那么僵硬地站着，一种巨大的惊喜，倒把我在这一瞬间冲击得僵硬了。他不管我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我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转过去又倒过来地走着说着，不容我插一句话，情绪激动。我站在那儿听着，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滥起来，那种自我否定的焦灼感被驱散了。许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激动激情地说出的好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的话。我后来调侃说，我读过李星不少精辟的小说评论，却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这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铸成了永久性记忆。我后来和他开玩笑，有了你这句非评论语言的评价，我不用跳楼了。

我回到原下的屋院，心情大为改观，被李星提及的人物和情节，竟然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些被我反复斟酌再诉诸文字叙述以后的情节和细节，早已失去了新鲜感，更不会惊奇了，甚至麻木了，现在，以一种生活鲜活的景象重新演绎出来，让我享受着一种被人赞赏之后的自我欣赏的愉悦。我的自信开始恢复。尽管尚不知晓高、洪的阅审意见，尽管明白他们二人的意见才是决定《白》的命运的关键，却毕竟从那种最不堪的心态里转换过来。再说，按我既有的常识性估计，高、洪的阅审意见不仅不会轻易表示，而且需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决定出不出某一本书，要经过三审通过，才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意见告诉作者。我便等待。有了李星的那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垫底，等待的心境改善得很好。

完全出乎我预料的事发生了。见过李星之后在乡下待了不过10天，我再次返城去背馍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高贤均的信。那天进门后依着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拣了一下，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拣了一下，有一个下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仍不敢相信是高或洪的来信，从他们到西安拿走《白》的书稿到这天不过20天，在我想来看稿也未必看得完。我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是高贤均，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口噢呀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我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待我稍得平静，又忍不住细读这封信。高贤均在信里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白》稿，一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到成都，利用开会的间隙时间接着读，待成都会议开完，俩人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俩人的共同意见给我写信告知。自然，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说这句话不是作谦逊姿态更不是矫情，确凿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且不说自交稿之后发生的那种习惯性自我否定的反常情绪，即使在为着给自己死时能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潜心静气写作的4年时间里，也不曾想到这本书会获得编辑如此高的评价。为着“枕头”的写作是完全指向自己的，是自初中二年级喜欢文学创作而终生都不能舍弃的一种人生兴趣；喜欢了大半生文学创作，如果到死时没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不敢想象离开这个世界时会是几重悲哀；自然，如果自己可以垫着枕着平心静气地告别人世，那么这本书理应不会太差，会有一定的个性化特质的内容和叙述方式。然而，我没有想到会有高贤均如此又高又好的评价，不单是受宠若惊，而且切近地感知到独处原下租居屋院近10年的选择是适宜于我的。由李星颇为激烈的反应和高、洪甚高的评价，让我直接感知到被理解也被认可的踏实和欣慰，自然想到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是合理的。我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